矫健：以文学为武器突围苦难

□本报记者 江丹 实习生 盛建杰

矫健属马，因创作过一篇《快马》，加之思想前卫，被称为“快马”。上个世纪80年代，矫健连续两届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他还是中国第一代股民，改革开放之初便于商海浮游。见过世面，经过波浪，矫健自斟自酌，侃侃而谈，往事如风。

三十年后，《天局》再引关注

7月28日晚上，作家矫健在山东书城有一场讲座。距离开场还有一小时，矫健坐在山东书城4楼的餐厅隔间里，边喝酒，边接受两家媒体的采访。

喝酒是矫健的一大爱好，这天晚上，他喝的是玻璃瓶装啤酒，大概是冰镇过的，瓶壁和杯壁上挂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矫健自斟自酌，悠闲自在，无论回答什么，脸上都笑眯眯的，给人感觉很“恣儿”。

采访结束，其中一家媒体的记者提出跟矫健合影，站在隔间里一面挂着书法作品的墙前。矫健则提议去那个摆满了酒的酒架前，他说，那里全是酒多好，站在那里就像是咱俩刚刚豪饮了一番。

“豪放善饮”，这是作家周梅森对矫健的评价之一。今年上半年，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成为现象级电视剧，一时风头无两，周梅森是原著小说作者和编剧，矫健则是首席策划。

更多的人知道矫健，也是从《人民的名义》开始。周梅森在刻画祁同伟这个角色时，使用了矫健那部“胜天半子”的小说《天局》。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天局》也被带火了，接着便有出版社联系矫健，洽谈这本书的出版事宜。

事实上，《天局》早在三十年前便已经出版。矫健说，周梅森在创作《人民的名义》时，给他打电话要《天局》，因为出版得早，没有电子版，矫健就给他发了一个扫描版。周梅森到底要怎么使用《天局》，矫健当时并不清楚，直到电视剧播出。矫健看到后说，用得很棒，把《天局》用活了！矫健说，他的《天局》表达人类追求极致的精神，祁同伟并没有真正读懂这个故事，把劲用在了追求权力方面，因此结局悲惨，而更好体现这种精神的是剧中的另一个角色侯亮平。

在《人民的名义》的创作过程中，矫健作为策划也提供了一些思路。关于最后的幕后主使者，周梅森曾在高育良和李达康之间摇摆，矫健建议是高育良，因为他跟侯亮平、祁同伟是师生关系，会更有故事性。

矫健跟周梅森是多年好友。矫健的《天局》重新出版时，周梅森为之写了一篇名为《快马矫健胜天半子》的序。其中在介绍矫健时，周梅森以兄弟相戏的语气写到，“（矫健）趁势坐上了《胶东文学》主编的宝座，《胶东文学》唯一的一台破吉普就此捆在了他屁股上，这家伙那时候就号称有’专车\’了，恨不得把专车开到自家的床上去”。

但凡看过《人民的名义》的读者和观众，大概都熟悉这个“专车”的典故。易学习在介绍老搭档李达康的时候，也是说他“开着县里唯一的一部破吉普，在山里四处乱钻，四处骂人督战！……这辆吉普就绑在县长李达康腚上跟他转……”

通宵写作，逃离强体力劳动

周梅森称矫健是少年得志的才子型作家。矫健说，他写作的初衷是为了逃离苦难，以文学做武器进行一场突围。

1954年，矫健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一名南下干部，后来调到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爱好写作。中学时候，正值上山下乡，矫健作为知识青年到了父亲的老家乳山。

初到乳山，矫健觉得那里山清水秀，但第一次跟着生产队下地劳动，矫健就没有心思欣赏风景了。矫健回忆，田地在山上，牛上不去，就只能使用人力拉犁。拉一天犁，肩膀疼；割一天小麦，浑身疼。在上海城市长大的矫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强体力劳动。矫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戴眼镜，成为知青时，眼镜度数已经有五六百度。他戴着眼镜下乡，贫下中农见了就借他的眼镜戴戴。

矫健决定写作，靠文学来逃离当时对他来说甚是恐怖的强体力劳动。矫健说他最初开始写作时，天气很冷，他披着被子，盘腿坐在炕上，拿出从上海带来的纸和笔，趴在小炕桌上写，桌上点着一盏小油灯，写一宿，鼻子都被熏黑了。即便如此，矫健也快乐，他觉得这比拉犁幸福。

时间长了，别人以为矫健是在偷懒，不劳动。矫健干脆就请邻居家的小孩帮忙，把门从外面锁上，自己躲在屋里继续写。他把写作当成一份工作，很是珍惜。

1973年，19岁的矫健在杂志《上海少年》上发表处女作小说《铁虎》，讲抗日儿童团的故事，并且被收录到当时山东文艺出版社策划的一个儿童文学集里。矫健先是到乳山县文化馆工作，又到烟台话剧团担任编剧，再后来又到烟台地区文化馆从事专业写作。矫健考入烟台师专，毕业后做了8个月的教师，以后一直做专业作家。

作为一名作家，阅读自然必不可少。矫健说，他早期喜欢俄罗斯文学，比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尤其是后者作品里的美和诗意，深深为之着迷。

中年时期的矫健喜欢拉美文学。1980年代，大量拉美文学被翻译到中国，包括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激励中国作家进行文本实验，尤其是当时中国先锋派作家，如莫言写作了他轰动一时的《透明的胡萝卜》。矫健的《天局》也是创作于这个时期，小说中的浑沌与天下棋，最后变为一颗棋子，终于胜天，带有浓厚的魔幻主义色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矫健连续两届分别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它们就是后来的鲁迅文学奖，从那以后二十多年，再没有作家如此密集地得奖过。

矫健说，现在年纪大了，爱读历史，目前正在读的是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经商还难？写小说试试

《天局》和《人民的名义》在获得良好市场反馈的同时，矫健和周梅森之间的友谊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1986年，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矫健认识了周梅森。两个人真正铁起来，则是因为一次股票交易。矫健说，他属于中国第一代股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上海证券交易所尚未建立，股民一般都站在马路上交易。当时矫健和周梅森同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招待所，一天，矫健找到周梅森，请他做保镖，抱着密码箱去交易股票，大概是12万块钱，这让周梅森大开眼界，当时的稿费是每一千字7块钱。

周梅森回忆，矫健请他去洗澡，“这澡真够高级的，每人澡资三十八元，对当时的我来说，可称得上昂贵了。如果记忆没欺骗我的话，这是我当年洗过的最贵的澡。”

矫健趁机劝周梅森一起下海，鼓励他“要走出书斋，文章写在大街上”。于是，哥俩成立公司，一起在商海里浮游，矫健做董事长，周梅森做总经理。“我们哪里热闹哪里去，一会儿‘东征\’，一会儿‘北伐\’，和改革开放早期的各路地头蛇、各类大小骗子、各类或成功或失败的草莽英雄打交道。”周梅森回忆。

矫健和周梅森的生意一度顺风顺水，他们在广东经营房地产挖金，后来又到昆山阳澄湖畔建了一批别墅。矫健说，当时参加饭局，其他生意人喊生意难做，他不以为然，“做生意还叫难？写小说试试”。矫健创作了一系列金融小说，有些也被改编拍成了影视剧，但是影响不大。

矫健在对记者谈自己的经商经历时，突然一笑，像是透露小秘密一样，说，后期他还做期货，屡战屡败。在周梅森的回忆里，期货正是两人生意场上分手的导火索，“矫健迷上了地下外汇期货，开始瞒着我炒期货，不断输钱，以至于我忍无可忍……”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依然三天两头通电话。两人还想过合作，将以前的经商经历写成书，周梅森甚至曾为它起了一个很周梅森风格的名字——《中国往事》。

一天晚上，夜已深，矫健与周梅森都喝多了。矫健跟周梅森说，他这辈子有一个梦，“就是哪天在期货上赢了，我连夜坐飞机到你家，只和你说一句话：兄弟，我赢了！”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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