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老裁缝和他踩了40年的缝纫机

“你知道这附近哪有老裁缝吗？”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上街打探，收获最多的答案却是摇头。“现在大家都直接买新衣服了，哪还有好多裁缝嘛。”一个年轻的市民和记者打趣道。但在达城牌楼社区附近，却有不少老年人都知道一个老裁缝就在不远处。在店家和路人的指引下，记者终于在西圣寺社区干休所旁边的民居楼外找到了一个如今少见的裁缝铺和老裁缝。

一把大伞，一台缝纫机，几张椅子，一个熨斗和一张熨斗桌，这就是黎元生的裁缝铺。听闻记者要采访黎元生，一位50多岁的市民立马讲到：“他是个老裁缝了，手艺好，价格公道，心眼也好，有时候见别人年纪大，或者没带钱，直接就不收钱了。”周围许多民众也凑上前，纷纷称赞黎师傅。“哪有哪有，我也是从艰难的年代走过来的，知道现在一切都来之不易。”黎元生一边摆着手，一边和记者讲述他的裁缝生涯。

上世纪70年代初，22岁的黎元生开始学做裁缝。“那时候大家基本都是用布料加工做衣服，裁缝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行业。”黎元生告诉记者，那时候与木匠、石匠、铁匠等匠人相比，缝纫算是一种斯文而体面的手艺，家里的人都支持他去学做裁缝，但是缝纫是一个季节性副业，只有在冬月和腊月做新衣服的人最多，平时他则在家里干农活。

黎元生回忆，那时他们一个村就只有三四个裁缝。需要做衣服的人家在家里准备好布料，然后请裁缝到家里来加工。“我们要用背篓背着或手抬着几十斤的缝纫机到人家家里做衣服，1.5元一天，做完衣服回去后缴7毛钱给生产队，买一个劳动日的10个公分。”

黎元生说，那时候他天一亮就要背着工具出发，一天三顿都在村民的家中吃饭，一般一个家庭两天就可以打完所有衣服。当时能请裁缝上门缝衣服，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附近的人们都会涌来看热闹。家里条件好些的，就会想把裁缝多留几天，让四周看到自家人丁兴旺，家中富足。

当看见裁缝摆出各种工具，一屋子人就自觉以长幼顺序排着等，裁缝用软尺量好每个人的尺寸，再用划粉在布上做标记。裁缝这时还要和主家计算着布料的多少，谋划怎么样用布最为节省。“老大穿着小了给老二，老二穿着小了给老三，大人们总会提醒裁缝把孩子的衣服做大些，这样不仅孩子能够多穿几年，后面的弟弟妹妹还可以捡大孩子的衣服穿。”一切前期工作做好后，“哒哒哒哒”的机器声就伴随着欢声笑语在屋里响起。

据黎元生介绍，那时多用纯棉布料做衣，且以纯色布居多，花料较少，布料的颜色单一，多为灰、黑、蓝、绿，色调沉闷。“以前的纽扣都要自己做，比较麻烦，很多衣服要做‘布疙瘩\’。”黎元生说，那时男士穿的衣服叫“对襟子”，胸前一竖排布纽扣，衣服有长有短，长衫子过膝盖，短的就到臀部。女士穿的叫“便衣”，样式类似于旗袍，但是衣形宽松，没有旗袍修身，长度一般在膝盖上面。“那时裤子没有松紧带，就用一根绳子灌入裤腰间的缝隙，起到皮带作用。”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一寸布都非常珍贵，如果做衣服剩下一点布料村民都会收集起来给孩子做一条花裤子或者扎一双鞋。“衣服做得好，布料用得省，人家就欢喜满意，走的时候，还要蒸一碗肉，或者炸点面疙瘩让我带走。”黎元生说。

上世纪80年代初，黎元生从村里把缝纫机搬到了石桥镇街上，但是那时裁缝已没有那么走俏，家里有条件的人都开始购买成衣，有需要的人才把自己家里的布料带到街上加工。“当时做一件衣服收1.5元。”后来，人们能购买到的成衣越来越多，款式也越来越多花样了，裁缝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时候我家孩子考上了大学，靠做裁缝已经不能供他读书了。”黎元生于是来到达县做一些小生意。

2000年初，黎元生因为生病不能再干重活，他又从家里抬出了自己的缝纫机，无论天晴下雨都守在同一个地方。“现在基本都只是做些换拉链，给衣服改大小的工作了。社会发展快，没多少人还用我们这些老裁缝做衣服啦，以前很多手艺都快忘咯。”踩了近40年缝纫机的黎元生如今只把缝纫当成可以和客人多聊聊天，消除寂寞的行当。

□本报记者 姚丹 杨蕙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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