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幕的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回不去

张全收是在1993年去的深圳。在他老家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深圳是农民最主要的打工目的地。

“深圳打工一个月挣一两百块，一年能存两三千块；老家只能种地，一分钱捞不到。”这是上蔡农民工对“改革开放”最初的印象。

“种地捞不着钱”，陕西的巨晓林也深有体会。陕西种小麦多，经济作物少。刚分地时，当地农民听说蔬果价钱好，争相种起了苹果。

不曾想，苹果泛滥滞销，1989年那年，巨晓林一亩半的苹果一毛钱一斤都卖不出去。加上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粮食作物，对经济作物加收农林特产税。他忍痛把苹果树都砍了。

张全收东拼西凑借了两百块钱，路费花了179元，大巴火车倒了好几回，辗转来到深圳。巨晓林也进了城，他比较幸运，成了中铁电气化局的第一批合同制的农民工。

兜兜转转四十年，如今，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即将迎来退休的高潮，以不同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或体面，或落寞。

第一代农民工

“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农民流动务工形式……”长期研究“棒棒军”的学者秦洁，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如此定义。

在老甘眼里，城市也需要他们。改革开放后，当时的山城需要修路建楼，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让“棒棒”这种肩挑背扛的苦力职业应运而生。数据显示，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进城务工人员约有30%集中于建筑业。

然而农民工并不好当。城市里的脏活苦活，基本都成为没有技术、肯吃苦的农民工的选择。

环卫工人，是李会成来到广州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 一份。“没想过换，毕竟没什么一技之长。”而李会成已工作了二十余年。

更多的时候，农民工意味着从事更高危险性的活。巨晓林说，当时铁路维修工作很危险，“内招”让单位觉得“容易指挥、好管理”。

一些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也挣不了回家的路费，睡在马路牙子上。警察一查，要看身份证和当地暂住证。办一张暂住证，交三百块钱。这对当时的农民工而言，已是一年的收入。

一米八二的张全收，当时只有108斤，又瘦又黑。那时，他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甚至两三天不休息。“有人做着做着就钻到桌子下面了（累倒）。”张全收说。

农民工中的幸运儿

“有点文化”的农民工，则比较幸运。

敏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玩具厂。当时她在加工部干了几个月后，一天，生产管理部的领导到加工部问：“谁写字写得好，谁是高中生？”

班长推荐了敏姐。领导问敏姐会不会写26个英文字母，敏姐鼓足一口气写了出来。就这样，敏姐调到了生产管理部。工作比加工部轻松，负责的是成品出货，将品名数量抄写在本子上，出货地包括新加坡、日本等。

对于文化，巨晓林的感受要更深一点。打从进入中铁电气化局工作，巨晓林就感受到了“必须要学技术”。

除了基础知识要学，还要“刨根问底”。如此坚持钻研了三十余年，巨晓林研发和革新工艺工法98项，创造经济效益九百多万元；由他主编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成为铁路一线接触网工的教科书。

2008年，巨晓林正式入党。也是这一年，张全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规范地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张全收2002年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2007年金融危机，2008年开春后，3500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全跑来找张全收想办法。张全收给农民工免费提供食宿，每天每人支付工资40元，两个月花费了八百多万元。

张全收被冠以“农民工司令”的称号，就此有了政治身份。他说自己需要“人大代表”的身份，能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奔走疾呼”。

城市落户依然困难

对于这些想留在城市里的农民工而言，李会成无疑赶上了政策的红利。

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和鼓励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

从2011年1月到3月，李会成一直在“跑材料”，在老家广西蒙山和广州之间往返了三次。最终，“优秀城市美容师”等获奖经历，帮助他在“荣誉”一项拿到180分。2011年7月31日，广州积分入户名单公布，李会成以318分的最高分成为广州积分入户第一人。

李会成入户，最直接的好处是妻子也跟着落户。之前妻子买的是外来工养老保险，金额低，现在改成了广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同一年，广东实施《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和融入城镇的意见》，积分入户适用对象范围由“在粤务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扩大至所有在粤务工城乡劳动者，由原先仅用于积分入户扩大至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并鼓励在申请入户地长期稳定就业、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入户城镇。

但得到“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的认证，并非易事。强哥正为此苦恼。他告诉记者，自己虽然疏通下水道的活儿也干了二十年，但始终不在一家正式的“大单位”，也不知从何能得到相关的技能认证。

身无一技之长，或是找不到资源，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难以突破固有阶层的根本原因。他们用了几十年在城市里寻求一种身份认同。

进退两难

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巨晓林的“代表”当得越多，看到的问题也越多。

2017年，巨晓林回乡调研。向乡里外出务工的40人挨个核实是否缴纳养老保险，结果发现只有两人缴纳。不仅是第一代农民工，甚至有第二代农民工，现在依然不知养老保险的作用。

养老保险交不够15年，让第一代农民工陷入“进退两难”，退休生活往往很难得到保障。

“我这个年纪的话在那里（老家）不好找工作。因为社保问题，想回重庆又不想回重庆。”敏姐想等社保交够十年，所以还耗在广州。三年前，重庆老家修建房子，丈夫回去了。现在在重庆老家附近的厂区做生产工，工资四千多，有奖金可能有六七千。

敏姐听说，只要交够十年社保就能在广州退休。现在已经交了八年半。回到农村，只有“新农合养老保险”，保障低，每月仅发40元。

敏姐已经完全适应了广州的生活。“老家除了邻居好像都没有什么朋友了，反倒陌生了。”敏姐说。

不过，更多的第一代农民工还是选择了回到农村。虽然他们依然喜欢把孩子们送进城市。李会成在为自己争取落户之前，就拿出多年积蓄在广州买了套小户型。这套房子的落户指标优先给了大儿子。李会成的同事“廖哥”已经不盼着自己拿户口了，因为他的儿子在东莞打工落了户，也是“城里人”，“没什么愁的”。

第二代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上明显比第一代农民工多了许多。李会成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不再从事体力活，都是“坐办公室的”。

不过，巨晓林的家乡也再没有人种大片的苹果树，耕地一停手几年，荒草长得和人同高。巨晓林如今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和城市一样硬化的柏油马路，第二代农民工又踏上了这条外出的路。

2018年，已经是张全收当人大代表的第十年了。今年两会，人大提前和张全收打招呼，邀请他上“代表通道”谈一谈“乡村振兴”。

农村现在有什么变化？怎么看待乡村振兴？

“上通道”的前一晚，张全收对着这两个预备好的问题，在纸上写写画画，思考良久。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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