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朝鲜使臣笔下的庙岛群岛海防及驻军

□刘晓东庙岛，地处今长岛县城西三公里处。清康熙《登州府志》记载：“（北宋）庆历二年，郡守郭志高奏置刀鱼巡简、水兵三百，戍沙门岛。备御契丹，每仲夏仍居鼍矶以防不虞，秋冬还南岸。著为令。”

如果说庙岛是明末防止后金军队偷袭登陆山东半岛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隍城岛就是当时阻止后金军队入侵山东半岛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当时明军也在隍城岛驻扎了重兵。

砣矶岛在庙岛和隍城岛之间。朝鲜使臣路经砣矶岛，多次提到砣矶岛上有总兵守御所。

明末朝鲜使臣还提到多镜岛也有明军驻防。从赵濈《燕行录》记载看，多镜岛在砣矶岛和庙岛之间，且离庙岛较近。有明一代，庙岛群岛（今属长岛县）的海防驻军，主要是防范倭寇到海岛及山东半岛北部沿海一带骚扰抢掠。明末，则由防范倭寇转为防范在东北地区崛起的后金（后来的大清）从海路入侵山东地区。但明朝时期庙岛群岛的海防驻军情况，国内史料记载极少，旧《登州府志》《蓬莱县志》等地方志也记载很少。明末朝鲜使臣路经庙岛群岛时，记载了这里海防及驻军的一些具体情况，留下了明末庙岛群岛海防和驻军的一些珍贵史料。庙岛“有军兵屯守”庙岛，地处今长岛县城西三公里处。清康熙《登州府志》记载：“（北宋）庆历二年，郡守郭志高奏置刀鱼巡简、水兵三百，戍沙门岛。备御契丹，每仲夏仍居鼍矶以防不虞，秋冬还南岸。著为令。”由此可知，庙岛群岛的海防及驻军，至晚始于北宋年间。从明末朝鲜使臣留下的大量史料看，明朝时这里已经是重要的海防基地，有数十艘海防船只，“舟师千余兵”。

天启二年（1622）五月，朝鲜登基使吴允谦一行路经庙岛，正使吴允谦在《楸滩东槎朝天日录》中记载：“二十四日，晴。平明发船向登州，风送促橹仅浔到庙岛。岛前有防海官船数十只。严参将送小船，问是何船？刘进表又答如前。参将即送人请书使臣职名，及一行员役数，以凭驰报军门。即一一书送，仍下砭留宿岛前。”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庙岛有驻军和“防海官船数十只”，而且外来船只（包括朝鲜使臣乘坐的船只）登陆登州前，在庙岛一带海域要接受驻军的询问和检查。刘进表，明军驻辽东监军所派护送朝鲜使团的官员，负责报关联络等事项。

天启三年（1623）朝鲜冬至使赵濈九月二十六日在庙岛停泊时记载：“岛上有庙，故号为庙岛……岛有沈总兵领率舟师千余兵，沙号船七十余只。”这里提到的“舟师”，似于今天的海军或海军陆战队。沙号船，是一种遇沙不易搁浅的大型平底帆船，也称“防沙平底船”，是中国古代近海运输的一种优秀船型。沈总兵，指登莱总兵沈有容。

天启三年（1623）六月十一日，朝鲜奏闻（请封）使书状官李民宬路经庙岛时记载：“岛之形势，最为宽阔。峰峦萦纡，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乃近登防汛信地也。”崇祯元年（1628），朝鲜冬至、圣节使团路经庙岛时，书状官申悦道在九月初九的日记中也记载：“（庙）岛之周回不过二十里，前有长山岛环拥，相对峰顶逐设烟墩……又有军兵屯守，把总赵奇齐领之。”庙岛峰顶设置烟墩，是为了发现敌情，通报情况。屯田农幕，指的是军屯，有军屯就必定有大量士兵驻防。明代把总至少统领五百或一千名士卒。庙岛不仅有大量水师驻守，而且有大批军屯士兵驻防，再加上港湾里“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说明庙岛当时已经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重要海防要地。隍城岛“掘港藏船”如果说庙岛是明末防止后金军队偷袭登陆山东半岛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隍城岛就是当时阻止后金军队入侵山东半岛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当时明军也在隍城岛驻扎了重兵。

天启元年（1621）十月，朝鲜谢恩使书状官安璥在《驾海朝天录》中记载：“十二日，晴。许总兵乘船出浦口，我船随之同往黄城（注：隍城岛）。韩总兵宗功亦在岛防守，草创衙门，额曰：卧薪轩。……黄（隍）城为岛，四面诸屿，回曲相掩，岩石奇怪，可泊藏船之处甚多。韩总兵来防之后，新建营镇，又凿大池于海曲，引潮水于其中，可容千艘，以为藏舟之所。船未满百，而军数三千五。与许副总舵矶（注：指砣矶岛）之防互为声援。故大小军务往来相议云。于广鹿岛又置防所。”韩总兵宗功，即登莱左副总兵韩宗功，当时领兵镇守隍城岛。许总兵、许副总，均指登莱副总兵许定国，当时领兵镇守砣矶岛。从记载中可以得知，天启年间，隍城岛不仅修建有“可容千艘”战船的港湾，而且驻防士兵人数有三千五百多人。驻守隍城岛的总兵韩宗功，还要负责辽东沿海广鹿岛一带的海上防务。广鹿岛，指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广鹿岛。《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也记载：“公于皇（注：隍）城岛请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袁公，指袁可立，天启二年（1622）至天启四年（1624）任登莱巡抚，后来于天启六年（1626）升任兵部左侍郎，廷推南京户部尚书，加兵部尚书致仕。

隍城岛有明军驻防，天启年间其他朝鲜使臣也有记载。

天启三年（1623）六月，朝鲜奏闻（请封）使团一行路经隍城岛，书状官李民宬在《癸亥朝天录》记载：“初十日己巳……朝，见皇（隍）城岛之形势，周回虽窄，四面皆石壁，唯一面通船路，掘港藏船，且有军兵，乃防守之所也。”天启三年（1623）朝鲜使臣关于隍城岛明军驻防的记载，和前面天启元年（1621）朝鲜使臣的记载相吻合，也印证了天启元年（1621）朝鲜使臣记载的真实性。

天启四年（1624），朝鲜冬至使一行路经隍城岛时，书状官金德承记载：“黄城（注：指隍城岛）之海，垂百九十把长绳亦不着底，难以下锚。自黄（隍）城抵鼍矶岛二百里，黄城有火兵把守。”火兵，指担任火攻的士卒，这里指驻守的士卒。

天启四年（1624）出使明朝的朝鲜谢恩、奏请使团一行于来年（1625）三月十六日返程回到登州时，书状官洪翼汉在《花浦朝天航海录》中记载：“海防道总兵右都督杨肇基亦自皇（隍）城岛率舟师来会。杨肇基，字太和，沂州卫人，往年以济南中军擒兖州妖贼徐胜，天子嘉其功，钦差镇守山东，提督各省兵马平东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右都督。为人风神凝远，器宇宏深，真男子也。”记载也说明，隍城岛是海防重镇，海防道总兵杨肇基亲率舟师驻防或巡防隍城岛。海防道总兵杨肇基不仅英勇善战得到明朝皇帝嘉奖，还具有儒将之风，而且高度重视中朝（韩）关系。隍城岛在庙岛群岛最北端，远离登州。得知朝鲜使臣要路经自己管辖的庙岛群岛，他特意从隍城岛赶来迎接朝鲜使臣。因此，他给朝鲜使臣留下极佳印象。

天启五年（1625）九月二十五日，朝鲜冬至使全湜一行路经隍城岛时，“杨总兵牙门将吴允让送名帖求见，往见于其下处。刘、汤、何三人，亦皆杨门人，并坐相见。至夕，四人设酒饭来邀。就船中对吃，以纸米等物谢之”。牙门，系古代修建的一种比土城小的防御工事。每一座牙门里置一个将领，称为“牙门将”。后来牙门将演变成为主将帐下的偏将、副将一类。杨总兵，指登莱总兵杨国栋。杨门人，指杨国栋的下属。这也说明天启五年（1625）仍有明军驻守隍城岛，驻军将领级别也比较高，是登莱总兵的直接下属。

崇祯元年（1628）九月，朝鲜冬至、圣节使书状官申悦道在《朝天时闻见事件启》中也提到明军驻守隍城岛的情况：“初四日辛酉，晴，风势甚恶。卸舟入（隍城）岛中。有军兵屯守。以港口阔大无避风处，故唐船数十只皆掘港藏置。千总庄作忠领之，每于春秋轮递防守。自皇（隍）城岛至庙岛皆管辖于登州。”这也说明，崇祯元年（1628）隍城岛驻守的士兵至少有千人之上。还有一点，记载中提到隍城岛驻守的士兵“春秋轮递防守”，也有可能驻守隍城岛的士兵人数随着季节的变化有增有减，多的时候是前面提到的“三千五”，少的时候也保持在千人之上。砣矶岛上有总兵守御所砣矶岛在庙岛和隍城岛之间。朝鲜使臣路经砣矶岛，多次提到砣矶岛上有总兵守御所。

天启元年（1621）六月十七日，朝鲜谢恩使一行路经砣矶岛，书状官安璥在《驾海朝天录》记载：“晴，望见岛上似有烟台。无凭问路，有两唐人来近余船，指示详悉。乃移泊庙堂前，则舵矶岛防守之所也。战舰七只泊在。”庙堂，原意指太庙的明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后来多借指朝廷，这里指明军的海防首脑衙门。由此可见，当时砣矶岛至少有七只战舰的兵力驻防，而且是驻防指挥机关所在地。前面提到，副总兵许定国就驻防砣矶岛。在当年（1621）十月十一日，朝鲜谢恩使一行返程经砣矶岛时，书状官安璥也有记载：“晴。晓出真珠门，因顺风发船，疾往如箭。浪高可畏，入泊舵矶岛，才巳时也。副总兵许定国在防所。”安璥当日还写有诗歌，其中就有“入泊舵矶岛，来寻许总兵”句。

天启二年（1622）五月二十三日，朝鲜登基使吴允谦在《楸滩东槎朝天日录》中记载：“日没时，过皇（隍）城岛，初更量仅到舵（砣）矶岛，岛有守堡官，有城子连夜更鼓巡审。二更量，尹游击率标下船六只自皇城岛来。”城子，指兼做更夫的巡逻士兵。尹游击，应是驻防隍城岛或砣矶岛的明军军官。记载中提到砣矶岛“有守堡官”，夜间有巡逻士兵，还遇到六艘在海上巡防的船只从隍城岛而来，也说明砣矶岛是当时明军在庙岛群岛的重要驻防基地。

天启四年（1624），朝鲜冬至使书状官金德承在《天槎大观》中记载：“鼍矶岛有山东总兵杨肇基守御，战舰器械多有新创。”天启六年（1626），朝鲜谢恩、进贺副使南以雄在《路程记》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鼍矶有山东总兵杨肇基守御，战舰器械多有新创。”记载不仅说明砣矶岛驻有战舰和明军，还说明天启年间明军海防配备有很多新式武器。据史料记载，明末登州沿海防务，配备有当时非常先进的西式火炮和千里镜。朝鲜使团路经登州时，当地驻军还赠送给他们。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崇祯三年（1630），朝鲜陈慰使郑斗源出使明朝，返程途经登州时，得到驻登州明军赠送的“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焰硝花、紫木花等物。千里镜者，能窥测天文，见敌于百里外云。西炮者，不用火绳，以石击之，而火自发，西洋人陆若汉者来中国赠斗源者也。”郑斗源回国后还得到朝鲜国王李倧的嘉奖：“觅来西炮，志在御敌，诚极可嘉，特加一资。”朝鲜国王李倧认为：“郑斗源觅来火器，制度精妙，我人学习，则必赖其力。”可见朝鲜国王非常看重郑斗源从登州带回的西洋火炮等先进军需物品。

崇祯元年（1628）九月，朝鲜冬至、圣节使书状官申悦道在《朝天时闻见事件启》中也提到了砣矶岛有明军驻防：“初六日癸亥，晴。巳时开船，夜二更到泊鼍矶岛。”“初七日甲子，晴，东南风转紧。移入港口，有军兵屯守，都司卫时炤领之。投送名帖及若干物，卫即回帖谢之。”这说明，崇祯年间砣矶岛仍有重兵驻防。都司卫，即都指挥使司下设的卫指挥使司，是千户所之上的军事组织，正常定员编织是管理五个千户所，五千六百名士兵。砣矶岛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多士兵，但它可以说明砣矶岛上有庙岛群岛海防指挥机构，这也和前面提到的“鼍矶岛有山东总兵杨肇基守御”相吻合。如果砣矶岛上有山东总兵的办公机构，那它可能是管辖整个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沿海的指挥机关所在地。多镜岛有守备“率兵驻扎”明末朝鲜使臣还提到多镜岛也有明军驻防。从赵濈《燕行录》记载看，多镜岛在砣矶岛和庙岛之间，且离庙岛较近。

天启三年（1623）九月二十五日，朝鲜冬至使兼谢恩使一行路经砣矶岛时，正使赵濈在《燕行录（一云朝天录）》中记载：“欲入黄（隍）城岛，而风大浪涌，泊船无策。更令迤南执舵，为走入舵（砣）矶岛之计。而此岛泊船不好，更令迤南走入多镜岛留泊，日已高矣。所谓多镜岛，昔日苏东坡谓仙人所居之地云，而今则一草一木无足可观。只守堡唐官率兵驻扎，牛马羔羊处处放牧矣……唐官，忘其姓名；节官，则守备云矣。”唐官，这里指明军军官。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唐官率领多少士兵，但提到唐官的级别是“守备”。守备，在总兵之下、千总和把总之上，统辖士兵在千人之上。

从朝鲜使臣的记载可以看出，明末庙岛群岛驻军及海防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但当时明王朝大势已去。崇祯五年（1632），登州明军发生内乱。叛军将包括庙岛群岛海防配备的大批先进火炮和战舰掠走，投降清军，使清军势力大增，这也是加速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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