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胶东乡间百姓因缺乏卫生常识,习惯喝生水。而一旦喝了不洁生水或吃了不洁食物,很容易染上霍乱。霍乱是一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1820年传入我国境内,以夏秋季节为发病高峰。患者会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以上吐下泻者尤多,重者会脱水而死。霍乱患者的呕吐物及排泄粪便污染的水域,会加剧霍乱病在局部地区爆发流行。
据龙口厫上村年逾古稀的孙克和老人说,他年轻时听村里老人说过,龙口流行霍乱最严重的那年(即1919年),村里一旦有谁染病,救他的人随即也会感染,用老百姓的话说,“前脚抬了别人(指为因霍乱病而去世者出殡),后脚自己就倒下了”。霍乱疫情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史料记载,“1919年秋,境内霍乱病流行达2个月,染及759个村,全县死亡16234人。时发病最重的丰仪乡西店村,全村730人,患病400余人,死亡330人,占总人口的45.2%。”
由于霍乱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自清末直至民国末年,黄县(今龙口)境内官方及医疗机构对霍乱防治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一些社会名流率先垂范,为防治霍乱不遗余力。其中,黄县第一育英学堂校长牟克全(字双亭,晚年用“霜汀”一名)因防治霍乱得力而赢得百姓口碑。1919年秋,离育英学堂驻地马亭王家不远的薛家村某巨富大办丧事,酒宴宾朋,引起黄县西乡霍乱疫情爆发并蔓延附近各村,情况十分危急。牟克全赶紧令学校放假,亲自上街宣传、引导村民做好几件事:掩埋病人呕吐物,烧毁已污染的衣物;消灭苍蝇,将饮水井口加高加盖,饭前洗手;减少亲朋来往,但有死人时,仍要发扬邻里友爱,共同协助,尽早殓葬。与此同时,他带头到邻里各家协助处理好这些事情。妻子劝他少出去,他说:“这是全村人的生死大事,岂能坐
视不管?”遂用雷击散擦鼻子,服些霍乱药水、喝点烧酒,继续去病家协助处理各种事情。尽管如此,疫情消减仍很慢。他觉得此时单靠预防已难奏效,必须采取药物治疗,方能遏制疫情。只可惜家贫无钱买药,他就商量牟云端捐钱,到龙口买来消毒药水、霍乱药水,分送病人家中。不久,大牟家、马亭王家、马亭张家等村疫情得到遏制。
民国四年,龙口开埠。开埠之后,吉盛长等数十家药房、诊所、医院遍布市区。但贫苦人家根本看不起病,小病小灾的尚且能扛过去,倘若遭遇霍乱之类的传染病,则是苦不堪言。十里八村中,总有几个懂些医术的人,拯救了不少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百姓,且分文不取。当年,龙口附近逄家村的逄中财、逄中德兄弟身怀绝技,常给周围百姓医治霍乱病。现已年逾古稀的逄日敦老人早年听父辈讲,逄氏兄弟在病人身上找准病灶(穴位),下上针,挑出脓血,病人就会感到轻快多了,病症也随之消除。经逄氏兄弟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这些人不忘救命之恩,想方设法答谢兄弟俩。兄弟俩光是中秋节收的月饼,堆放在笸箩里,摞得跟小山似的。
当年,在积极参与霍乱防治等社会公共事务的人员中,有一名了不起的美籍医生,他就是艾体伟。其事迹略见于黄县中学校长赵竹容1927年为其撰写的碑文中:“艾体伟医士,……毕业于抱莫城
医科大学,一九一零年来华布道,居于本县东关外之小栾家疃,由美国筹来巨款建筑医院,诊病时必躬亲。幼童与贫者均不收费,……清之末叶,山东巡抚孙宝琦委以防疫事,黄县近数百里内无鼠疫。民国二年,袁总统酬以嘉禾章。至于地方绅董协办红十字会及防霍乱等公益,成绩昭著。”可见,艾体伟医生对防治霍乱做出的贡献,得到当时黄县教育界名流的肯定。为褒扬其事迹,邑人勒碑石,以作永久纪念。(本文撰写参照1995年版《龙口市志》、《龙口文史资料》第三辑)
连永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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