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延安﹄里的﹃小抗大﹄

王春佐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鲁迅小学，被称为胶东的“小抗大”，是我党培养革命后代的摇篮，学生大多是共产党胶东军政干部的子女。1940年春天，我刚11岁，在胶东八路军五旅十四团任供给处长的父亲，把我送进了这所学校。

学校位于黄县（今龙口市）南部山区的黄城阳村，这里四周全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往南走不远，就是被称为“胶东屋脊”的栖霞县境。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子的农民们铁了心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群众基础特别好，胶东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也曾在这个村住过。这里被称为胶东的“小延安”。

当时的鲁迅小学共有三个班，我因为年龄小，被编入年级最低的一班，全班共有四十多人。我们一共开五门课：国语、算术、政治、体育、唱歌。全校有一个校长，三个老师，全都只有二十多岁，其中有一位姓孙的女老师，留着短发，讲课很风趣。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非常关爱，既像大姐姐，又像妈妈。后来她被调走了，听说调到什么区任区长了，我们大家都恋恋不舍。政治课由部队的政工干部来上课，每隔四五天来讲一次课，讲国际国内形势，讲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我们部队在某地又打了胜仗，等等。胶东区党委副书记曹漫之还来看过大家，给我们全体学生讲过一次课。体育课其实就是老师领着大家做操、做游戏，最多的还是围着村里的一个大场院跑步。因为太穷，买不起球，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球类运动。唱歌课，老师教给大家唱抗日歌曲，没有乐器，甚至连个口琴都没有，大家就是跟着老师扯着嗓门吼。

学校生活非常艰苦，吃的大多是高粱面饼子和地瓜干，硬得几乎咬不动。基本没有蔬菜可吃，能吃上咸菜，就算不错了，常常是高粱饼子蘸咸盐水。校长和老师们也和我们吃同样的伙食。只有到了过年，大家才能吃上一顿饺子。

冬天寒冷，没有取暖设施，有时候屋子里滴水成冰。破被子又薄，只好两个孩子脚对脚睡在一个被窝，叫“打通腿”，相互借体温取暖。

每天早上，老师把我们叫醒，大家排着队到村头的河边洗脸。冬天河面结冰，就砸开冰，撩起冰水洗把脸，然后就排着队做操。那时，大家根本没有脸盆，小河就是脸盆。

笔和纸都很短缺，每个人都发了石板和石笔，用来写作业，做练习。写完后，用破布擦掉，可以重复写。石板是灰蓝色的，打磨得很平，石笔是白色的，是一种较软的滑石。这两样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没见过吧。冬天很冷，手冻得僵硬，常常捏不住石笔，写的字也歪歪扭扭。

尽管十分艰苦，但大家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坚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大班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被派往部队或者派往地方跟着老同志工作。

村子里，有一个十几个工人的八路军兵工厂，有几台抗战开始时从城里运来的机器。因为没有电，所有的生产都靠手工，加工一支步枪，需要好几天，枪管的膛线也要靠人摇着机器，一点一点地钻，非常吃力。厂长叫孙功德，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汉子，是个老革命。他原来是张学良沈阳兵工厂的一个技师，“9·18”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不肯作亡国奴，流亡到胶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八路军。领导得知了他的专长，让他任这个兵工厂的厂长。说他不苟言笑，不仅因为他为人严肃，更是因为他的两边脸颊上有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对穿留下的两道伤疤。我对他充满了敬畏。

当时我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不仅顽皮，而且对枪械充满了好奇。一天下课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偷偷溜到兵工厂车间，去看工人们怎么造武器。站岗的警卫是我父亲原来的通讯员，因为腿部受过伤，跑不得山路，便从战斗部队转到兵工厂，我和他很熟悉，所以他也并未阻拦我们，只是告诉我们不要乱跑乱动。

所谓车间，其实就在老百姓家的一间大厢房里。我看见炕上有一个柳条筐，里面放着七八支损坏的需要修理的手枪，便随手拿起一支马牌橹子手枪玩，没想到枪膛里还有一发子弹，一扣扳机，只听“砰”的一声走火了，我吓得不知所措，幸亏子弹打在墙上，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孙厂长正在另一间屋子里，听到了枪响，急忙跑过来。他问清了情况，又气又急，狠狠地给了我两记耳光，严厉训斥了警卫，并且下令，从此不许孩子们来兵工厂。

我印象中，兵工厂生产最多的是手榴弹。当时缺少做手榴弹的炸药，就土法上马，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电影胶片，也叫赛璐珞，极易点燃。工厂就发动农民，每家每户动手把这些胶片用剪刀剪成小碎片，掺到炸药中。这个活儿简单，又没有危险，我们学生们也常常帮着干。有一次，兵工厂一位工人在距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农民家的院子里，用石碾碾炸药，不知怎么炸药被点着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震得周围房子都晃动。我们正好下课，都在玩耍，大家跑过去一看，只见一间房子被炸塌，拉碾的驴子被炸开了肚子，倒在血泊中，碾盘也被炸翻。幸好那名工人当时正蹲在院子外面抽烟，逃过一劫。事后，八路军赔偿了这家农民一些银元。

既然是“小延安”，而且还有兵工厂，必然也是汉奸和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剌。一天中午，大约有四五百多日本鬼子和伪军突然袭击黄城阳村。因为外围警戒和山口阻击部队打得好，部队和兵工厂全都及时地转移到山上。机器也被工人和村民们抬到早就预先挖好的坑中埋好。我们学校大一点的学生也跟着转移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因为跑不快，跟着部队反而不安全，则全被安置到老乡家中。我被送到村长家，他叮嘱我说：“你不要乱跑，不要怕，鬼子来问，你就说是我的儿子，听明白了吗？”我点点头。

鬼子们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搜寻兵工厂的机器和八路军伤员，全村鸡飞狗跳，一片混乱。看到明晃晃的刺刀和吐着舌头的大狼狗，我吓得直向后缩。好在我还小，鬼子没太在意我。鬼子抓了好多村民，威逼利诱，逼着他们说出兵工厂机器的下落。但是，村民们都一口咬定说不知道。这时，听到村外山上有激烈的枪声，并有土炮轰响。原来是八路军并未走远，他们采用“麻雀战”的方式，袭扰鬼子。鬼子试探着搜山，但踩响了几颗地雷后，既不敢贸然攻山，也不敢久留，黄昏时分，匆匆撤走了。

因为形势的变化，黄城阳成了日寇攻击的重点，兵工厂先迁走了。1941年冬天，学校也迁往栖霞。上级派了部队保护我们转移，每两个孩子由一个战士牵一头牲口护送。我和另一个小同学由一个八路军战士保护着，两人骑着一头骡子，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在一个小山村里住下来。后来又迁往招远县。但在黄县“小延安”的岁月，却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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