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艺奖”是全省文艺界最高规格的政府奖,我们在向三位获奖者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也对烟台文学创作成果不断迈向更高水准寄予期待。即日起,本报将陆续刊发三位获奖者的个人专访及创作谈文章,以飨读者。
如何对时间进行释义?从本原上来说,它是存在的表征和过程的记录,而从价值上来说,它是人最大的成本。到2011年,我已经一口气写了十年小说,我的年龄,也像钟表盘上的指针,按部就班地到达了一个整数。那么,时间作为表征、记录和成本,它的面貌是愈加清晰还是愈加暧昧?在我的电脑里,有一个名为“小说”的文件夹,在这一年里多次被我提及。从2001年开始写作到2011年,它始终是充盈的、变化的,我所有未及发表的作品都存储于其中。每当有一篇发表了,就会从这个文件夹里被剪切到别处,但又会有新的成员补充进来。因此这个文件夹像是一个客栈,旧去新来,永远热热闹闹。在2011年来临的时候,它忽然空了。面对那一片空白我不知是喜是悲,不敢相信我所有的小说已全部发表,同时,相伴而至的是巨大的空洞和迷茫,我有一种时间停顿甚或抽身而去的错觉……
的确,这一年给我很多复杂难辨的情绪,它们关乎宿命、立场、疑问、陌生、惶惑、凋零……等等。我无法准确厘清,这些复杂难辨的情绪,究竟主要来自于年份、年龄、创作时间这三者当中的哪一个。我只知道自己忽然地渴望一种面貌,这种面貌不是平面状态,而类似复调结构的事物。倘若形容,应当使用到停顿、清洁、淡定、立正……等一些有端庄感的语词———是的,或许是这样,我想立正,向某些东西致敬———这个年份就忽然成为一个意象化的所指,它囊括了现实的、虚象的种种事物和况味。因此我确定,我想向一个年份致敬。
我当然还是愿意承认,我走到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就仿佛,我站在有人早已为我划好的地盘上,远远眺望过去和未来。那人是谁,他于虚无中展示的庞然令我敬畏。这一年,过去没有对我构成压力的“代表作情绪”猛然跳了出来,时不时地伸出爪子来,对我挠上一下,不疼,但锐利。其实理智上我知道,所谓代表作,在一个小说家的创作过程中是一直存在的,一个阶段会有一个自己相对满意的作品,也即潜意识里的代表作;下一个阶段来临,会诞生新的代表作覆盖过去,直到你认为过去所有的作品都不能完全涵盖“代表作”这三个字的分量和意义。这个时候的代表作情绪,当是最让人寝食难安的了。我确信,我已进入这种寝食难安之境。
是的,进入这种境况的我跃跃欲试,甚至有些焦虑和狂妄。写一部能包罗我所有经验的作品,向我的写作十年致敬,这个强烈的愿望每天像闹铃一样提醒我。但与此同时,这个理想中的作品实实在在让我心生怯意了。这怯意演变成某种类似震荡波的东西,终日绕耳,微音渺渺。一段日子过去,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理想中的作品,它由一个巨大的压力变形成一个巨大的迷人之物。它危险,同时又迷人,难以掌握。后来我决定,以猎人的姿态静待它向我露出面目和破绽,这个时候,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了时间。交托出去后,我霎时轻快了。
时间。时间是个庞然大物,任何棘手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交托给时间,让时间来解析它、改变它、摧毁它、重构它。简言之:摆平它。在我的很多作品中,无论是《去槐花洲》、《再去槐花洲》,还是《大雪》,都对一个开满紫色槐花的小镇有所描述,那些描述囊括了梦、忧伤、理想、出走、隐遁等诸多质素。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它有被时间遗忘的质素。这似乎是矛盾的,但细想又是多么地顺乎某些定律:收束我们的,或许恰恰是我们所追求的。由此我可以给槐花洲一个定义———它是一个顺服于时间的所在,又是一个不为时间所收束的所在。
“槐花洲”作为一个意象,它不仅仅充当了我写时间流逝和停顿时的道具,同时已经成为“故乡”的代名词。说到时间和故乡,作家必定是有故乡情结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有的积累和积淀不是相对于他的物理年龄来说的,而是相对于他的文学年龄。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那些积累和积淀其实早就完成了,它完成于童年、少年、或者青春期。而后来我们所谓的那些“生活”上的东西,不能叫积累和积淀,只能叫素材,叫线索,叫粉饰经验。它们只是叶子,而不是汁水。由此可见,故乡多么重要!回望故乡,我记忆里永远都是一个名叫鲍家泊的村庄,它秋天那遍布厚厚银杏树叶的河滩。美如仙境的鲍家泊是外婆的村庄,它充当了我的故乡,源于我姊妹众多,父母无力照管。一个忧郁的小孩,游荡在不是故乡的故乡的街道上。那个时候,我害怕死亡,怕得要死……而偏偏在我幼年的那段时期里,目睹最多的就是死亡和家族的败落。八岁,我像一个被死亡遗弃的孩子,回到那不像故乡的故乡,一个名叫邱家的村庄,我父母的村庄。世界于我是全然的陌生和不安。十二岁,我又带着被褥到一个名叫刘家夼的乡级初中住宿。可以说,这三个地方瓜分了我青春期以前的时光,最终我使用了“槐花洲”这样一处地方,来对这三个地方进行整合。如果说它是一种臆造,作为一个村名或者镇名来说,它的确是臆造,我只是用胶东地区随处可见的槐花来给它进行了一下命名;但它在我心灵里真实存在,它有鲍家泊给我的死亡感、邱家给我的暗室感、刘家夼给我的挣扎感。
所以说,童年和少年生活是我创作的源头,它对我的性格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让我比身边的其他孩子孤独、敏感、悲观、孤僻。这种性格极其适合从事文学创作,或者说,文学这个行当可能就是为这样一些有心灵创伤的人准备的。每当写到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就不自觉陷入忧伤,甚至会忘记使用一些惯用的技术,所以那些题材的作品往往很“老实”。
可以这么说,槐花洲,它不仅具有地理意义,更具有精神意义。我一生的文学创作,但凡涉及到青春期以前,都将跟槐花洲有关。它代表创伤和噩梦,同时也代表纯洁和忧郁,代表一个站在驳杂世界边缘处的女孩那不可复制的懵懂和迷惘。如今,人到中年,我越来越需要这样一个意象化的所在,来供我回望和检视,供我的心灵栖息。实际上,它对我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我精神上的另一个世界。我总觉得每个人都不应该只拥有一个世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套行走轨迹和逻辑是属于我们的,只是我们没有被赋予那种能力去抵达。当然,这属于潜科学范畴。总之,槐花洲就是我的另一个无法抵达的世界,它给我期冀和幻想……这正是小说家需要的情绪吧。
还有,遗憾。没经过系统教育、起步较晚,这些缺损如今看来已渐渐被我用十年用功所抵消。虽仍有暗暗的失衡,但每每回望一路走来的逶迤,又会有告慰适时来临:难道不恰恰是这些才鞭笞我提笔疾行吗?其实我已越来越明白:小说和文学是两码事。我有时还羡妒起步之初,提笔上路时那些懵懂的热情、挑衅的冲动、不合常规的粗鲁、得意洋洋的忧伤……一切都那么狂气和无所忌惮,透露着华丽丽的铺张,而那些日子都回不来了。如今我的忧伤,已经是一个中年人标准的忧伤:沉重而又轻淡,实在而又虚无。那些在烈士般杀伐和冲锋状态下诞生的作品,如今读来让我惊讶:它们是我写的吗?怎么会那么棒?但与此同时它们又让我不安和羞耻:多么稚拙、多少漏洞啊,我怎么会那么胆大妄为、无知无畏?
这些矛盾的感觉,属于这一年,属于这一年的我。
回望,时间,故乡。温存或悲凉的现世,激越凛厉的小说意义上的表达。我亲爱的你们。
福尔斯特说:即将来临的一天,比过去的一年更为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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