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葛春狱是老烟台街人年入党为人忠厚老实平日里不太

父亲葛春狱，是老烟台街人。1945年入党，为人忠厚老实，平日里不太言语，但他的言行和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时候，我崇拜父亲，是因为他是家里家外一把手，在工厂他是一厂之长，在家里常常为我们做早饭，和母亲共同承担家务。那时候，许多邻居家庭的男人都是单独吃小灶，但他从不单独享受特权，偶尔家里炖条鱼煮块骨头，他就会把最好的部位分给我们吃。最让我佩服的是父亲的孝顺和节俭。

父亲兄弟四人，三个在烟台，只有小叔和爷爷奶奶生活在莱州老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姓生活都很紧巴，一大家子人靠父母的微薄收入过活。每到发工资，父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寄养老费，凡是家里来信修房子、按电灯等大小事，他总不忘记意思意思；凡有老乡回老家，他就不忘给父母捎带好吃的，哪怕是两斤小虾皮他也要表示表示……。以前，每到大年初一，我们全家人高高兴兴吃饭时，父亲总是泪流满面，我是最反感父亲这一手。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父亲的小名叫“年”，是大年初一的生日，他告诉我说“这一天是你奶奶的蒙难日，咱现在生活过好了，可不能忘记了她老人家”。正因为如此，在以后我生日的时候，总记得给我的母亲送些好吃的，这也是上行下效吧。

父亲在日常生活中一贯勤俭持家，是出了名的“老抠”。我们家五个孩子，饭桌上没有敢掉饭渣和敢倒剩饭的，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有一次，上小学的我突然肚子疼，我们院里就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可父亲为了省钱，硬是背着我连跑了三家医院，我趴在父亲的背上，都能感觉到他的衣服已湿透了，我感动得直流泪。最难忘的是父亲晚年得了绝症，儿女们想让他住进和我们家一站之隔的毓璜顶医院，而父亲却不答应，说大医院花钱贵，木钟厂效益不好，不要给单位添麻烦。开始就自费用一些偏方治疗，后来不行了，才舍近求远住进了东方医院，直到临终前话都说不清楚了，他还断断续续告诉我：“你跟大夫说说，不要用贵的药，消炎止痛就行了”。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在生命的最后，父亲说这样的话真是常人没法理解，这叫我终身难忘。

父亲离我而去十八年了，这些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葛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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