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歧视女性　尽显傲慢与偏见, ■姜春康

女性就业歧视，如星星点点浮现在当今社会，引起不少女性强烈反弹，也值得反思。在经济涌动和就业压力增大的当前，女性就业歧视，不能一棒子全打在“供大于求的市场规律”上

近日，中山大学女生郑楚然将巨人教育集团投诉到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时以“平等就业权被侵害”为由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理由是这家单位的职位上注明只招“男性”。（8月1日新华网）

女性就业歧视，如星星点点浮现在当今社会，引起不少女性强烈反弹，也值得反思。除一些招聘企业宁要“男差生”不要“穆桂英”做法外，歧视形式多样，如“限制女性年龄”、“女性不怀孕协议”等，不一而足，其共同特征就是———视女性合法就业权利于不顾，单方面硬性规定，很霸道。

郑楚然例，并非个案。如在南京，一女职员怀孕打算生下孩子，因坏了单位“规矩”，被强行辞退；在北京，一公司“35岁以上免谈”招聘广告，引热议；在烟台，一私营公司曾要求应聘女大学生，3年内不得怀孕，否则不予录用；在威海，出现“只招男大学生，女生免谈”……

纵观各种女性就业歧视条款，皆以“限制女性”姿态进行拘囿和归束，却将“男女有别”演绎得很霸道，背后充斥着对女性群体的傲慢与偏见。在经济涌动和就业压力增大的当前，女性就业歧视，不能一棒子全打在“供大于求的市场规律”上，更彰显在企业单方面撕裂女性就业权的“人为挑剔”上。

公平求职，是所有女性的合法权利。我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第十三条也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歧视女性的各种规定，既不符合人道主义和法律精神，同时也暴露出我国法律在协调和约束企业追求最大经济利润和用人制度方面尚存“盲点”，以致一些企业“很霸道”。在我国，显性就业歧视目前尚普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调查过62个定点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结果显示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性别限制，但对他们的惩罚却少之又少。而在美国，若不能证明确为岗位所需，根据性别给职业分类就是典型的性别歧视，将招致诉讼和严厉惩罚。

求职权和生育权，是每个成年女性的合法权利。当市场经济越来越活跃时，二者间似乎已存在某种博弈关系。但揭开其貌似博弈的面纱我们发现，如企业单位在招聘时的类似“不怀孕协议”的附带条件，已暴露出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典型的“倒逆”现象：女性的生育权遭到歧视和轻怠，已经成为健康招聘活动中的“瓶颈”。

企业单位的“不怀孕协议”将求职权和生育权完全对立，是对应聘者的正常合法权利的践踏。企业，都有短期效应和长期规划，尤其在女职工生育问题上，持长远目光者会将“劣势”向优势转化，除给女职工放产假、照发工资外，还会给予额外的福利补助，这正是体现企业凝聚力、塑造企业文化的大好时机。

欲消除女性就业歧视，亟需完善法律，并对违反劳动法、侵害女大学生生育权的行为严格执法，重视女性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女性也当行动起来，像郑楚然一样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巨人教育集团新发布的招聘信息中，去掉行政助理一职中的“仅限男性”的要求，就是不折不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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