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通讯员

于文国

那是1976年的秋季。牟平县王格庄公社要招收一名通讯员，条件是当年毕业的高中生，除了人品要好外，要会说能道，有一定文字写作基础。

那年7月，我刚好从王格庄公社所在地的牟平九中高中毕业，是当时校内开门办学创办的“政文班”的班长，有一定文字写作功底，还是办“宣传栏”“黑板报”的“小高手”。自然，校领导将我的名字提供给公社前去考察的人。

那时的我刚满19岁，因在学校里已作为初中老师的培养对象，毕业没几天，就去当时本公社的董家联中（初中）任教了。公社人员到学校了解情况后不久，校领导就通知我11月初去公社报到，试用两个月后确定是否调用。我服从命令，打起铺盖卷只身前往公社。

公社的办公地是一色的平房，有些像四合院。我找到了公社党委办公室，秘书于吉广告诉我，你去西厢房的公社报道组办公，具体任务听徐组长安排，你试用期和调用后的工资待遇是：每月到公社财务组领10元的生活补助，年底财务组将对你的考勤情况按工分每日10分标准计算出总分，报给你所在村，村里再按当年工分价计算出总收入付给你。

徐组长叫徐永志，是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王大姐叫王瑞连，我们3个人在一起办公。徐组长告诉我，我们的日常工作受党委秘书的领导，在没有接到具体任务时，主要是将公社党委、管委中心工作、公社发生的有价值、值得向外宣传的情况和好人好事等，写成新闻稿件，经组长和党委秘书审阅后，送给上级新闻媒体。同时，还要兼顾办好公社“宣传栏”“黑板报”、公社广播站广播等。

初来乍到，我一切听从指挥，除了按时按要求完成领导部署的任务外，还认真聆听广播、勤翻报刊杂志，仔细琢磨徐组长和王大姐写的稿件，特别是被采用的文章，一遍一遍反复看，从中感悟道理、汲取“养分”，为今后采访和写作提供样板、打牢基础。很快，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徐组长告诉我被正式调用了。

写文章爬格子是件苦差事，要付出许多休息时间。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甚至顾不上喝水吃饭，但这对当时我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来说都不算什么，我最在意的是稿件寄出去是否有回音，是否被采用，能否实现“报刊上有文、广播里有声”。有一段时间，我劲没少出，神没少费，可就是难有收获。一次，上级新闻部门到公社采访时问起徐组长：“小于同志稿子写得怎么样？”徐组长也没回避：“有点嫩。”当时，我的头“嗡嗡”作响。

后来，县委宣传部在象岛（今养马岛）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通讯员学习班，我获批参加。在海岛参加培训，又坐着摆渡进出（当时没有进岛路），对我一个生长在小山村的农村娃来说，可谓见着“天”了，因为此前我从未见过大海。老师们的精心授课，学员之间的动情交流，以及共同的实践写稿，都使我受益非浅。在返回后不到半年，我真的实现了通讯员追求的“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的愿望。

那个年代，不知道什么是电脑，打印机也没有见过。要写稿、投稿，不知道要手写多少回、改动多少稿。搜集新闻体裁，没有通信设备，只能靠参加会议，骑自行车进村入户，不拼体力只能两手“空空”。

那时的公社，中心工作基本上是围绕农村的催耕催种催管理催收获催交公粮展开，有时还催整地改水、兴修水利。这些“催”在形式上除了召开会议，就要靠在公社广播站开办的“三夏广播”“三秋广播”“战山河广播”，还有与之相应的“宣传栏”“评比台”“黑板报”等。这些方面的组稿，我们是主力军。赶写公社党委书记的“广播稿”，我们常与党委秘书一起在晚上进行，吃不上、吃不好晚饭是常事。

我调到公社两年后，徐组长被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选调去工作，王大姐也有了新的工作，公社报道组的重任自然落到我的肩上。因我表现较为出色，公社又选调2名工作人员，让我领着他们干。为了让新的宣传队伍发扬传统不逊色，我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不仅增加了写稿和投稿数量，更在质量上下功夫。为了让好稿子尽早发出去，我们不从邮局往外寄，而是起早贪黑骑自行车直接送到报社、广播电台。一次，《烟台日报》编辑部的编辑听闻我们骑了4个多小时自行车前来送稿，当场送给我们一箱编辑部用的稿纸以示鼓励。这不仅让我们感动和振奋，瞬间忘记了苦和累，更激发了多投稿、投好稿的信心和决心。后来一些好稿子真的被中央级报刊杂志采用了，在年底召开的全县新闻宣传表彰会上，我作为典型作了经验交流。

时间过得真快，也就是1980年的深秋，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于厚泮让秘书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为了充实县委秘书岗位，县里要在全县考选17名公社交通员（全县17处公社各1名）。咱公社共3个人应试，你也符合条件，可以参加。经过积极准备，我最终在全县75人参加的考选中一路过关，荣幸入选。

4年的通讯员工作，相比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是很短暂的。但那个过程仿佛就在昨天，至今想起感觉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因为它迈出了我工作生涯的第一步，历练了敢于吃苦、坚忍不拔的意志，培养了不计得失（报酬与付出不对称）、勇于奉献的良好品格，为今后工作开展和个人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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