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吃救济

毛贤君

过了年，我虚岁78了，但1975年那个春节，依旧历历在目。

小年前一天，我正在烟台制革厂锅炉房打早班（早晨6点至下午2点），快下班时，副厂长兼工会主席高春景到锅炉房找我，说：“老毛子，你下班上前柜去一趟，找大任签个字，厂里给你50元钱救济。”

老皮匠称皮铺财务、供销办公地方为“前柜”，这老习惯还真难改。当年俺厂精兵简政，工会没有专职干事，任丽英既管行政又管工会财务。工人出身的高厂长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见谁都愿嘻嘻哈哈，他常说：“要得好，三辈没老少。”他喊我“老毛子”，我觉得很亲切。

交了班，到会计那儿领取救济，高厂长又嘱咐我说：“老毛子，听说你会过得吓死人，一分钱能擘成两半花，又挺孝顺的，每月开工资都全部交给你爹妈。厂子给你救济，你交给你媳妇，稀罕什么好吃的，买个酸的辣的吃，烧锅炉这么重的活，别‘磕（ka）嗒’坏了。”

我从1968年秋就被选为厂工会委员，分管宣传。此后连选连任直到1988年我调入厂工会，任专职工会干事。所以我对工人吃救济这套程序烂熟于心：先由个人写申请交给工会，经工会委员会讨论通过报厂长同意，从行政经费中开支。当时吃救济的硬杠杠有四个：即月人均生活费不够7元5角钱；冬天穿不上棉衣；银行无存款；救急不救贫，本人及家中直系亲属遇天灾人祸，病重住院。当时我既没写申请，又和父母在一起过日子，厂领导即使不给我救济，也无可挑剔，合乎情理。因我妻子和两个儿子是农村户口，生活的艰辛和困窘在厂里很出名，厂领导和工友都很疼我。所以，我虽然没开口，厂党支部领导却主动替我考虑到了，这可是我入厂12年来第一次吃救济，这浓浓情意怎不令人感激万分！更何况，这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当年茅台酒8元1瓶，我一月才挣32元5角。技术过硬的五级工，月工资才50元多一点，且全厂屈指可数，工友说五级大工匠挣高劳金（高工资）。有这50元，能过一个丰盛的好年。

第二天在班上遇到的一件事，让我又犯了难。当年，俺厂每个工人可按国家供应价（老百姓称平价）买10斤猪肉，生产一线班长还可买个猪头。而城镇户口居民，过年凭票供应，一人才给2斤猪肉，一户一个猪头。我正干着活，俺班班长王玉传一把夺下我手中的大铁锨，掏出钱递给我说：“老毛，你上前柜给我割肉买猪头，我替你看炉。”

我很不情愿地穿上黄色棉大衣接过钱，心想，不去吧，得罪头子（工友对班组长昵称）；去吧，工友们误认我领了救济就割肉，大吃大喝，这不是“小嫚的脚扎煞开了”，给厂工会脸上抹黑嘛。

想来想去，我想了个办法———走在院子里或挨帮割肉时，我见人就主动打招呼，高声嚷嚷：“我替俺头子割肉买猪头。”就这样明晃晃地张罗着，把我自以为的尴尬给遮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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