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顺撰文/供图
自1968年12月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74年,招远(县)首次组织本县范围内的知青下乡,我被选为首批带队干部。当年给知青带队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四王”受命
1974年,招远县内186名下乡知青,分别安置到大秦家公社10个大队。每个大队都建有单独的知青组。一般是前后两排平房,每排10间,前面一排为男知青宿舍和几间仓库,后面一排为女知青宿舍和3间伙房。
县委组织部门考察确定了四名带队干部。说来也巧,四人都姓王。有县委宣传部王书霞、招远金矿王玉春、第六地质队王法政和我,我为总带队。县知青办的同志都称我们为“四王工作队”。那年,我刚被提为招远县商业局副局长,只有24岁。
6月20日上午,知青办潘广太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会,为我们介绍了10个安置大队的情况和知青组的划分,有关政策及注意事项,并说县委副书记柳志光下午要见我们。柳书记是一位工作认真、对下属要求极严的领导。下午三点我们来到县招待所接待室,柳书记已在那里等候。他郑重地嘱咐我们说:县委决定让你们为县内第一批下乡知青带队,这是一副不轻的担子,186名知青交给你们,他们在农村能否得到锻炼,能否健康成长,这与你们的带队工作密不可分,你们面临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任务,没有经验可鉴,只能边干边实践。最后他话锋一转,说道:我女儿柳华璞也是这次下乡知青的一员,你们对她要严格要求,让她多吃苦,多磨练,不能给她一点特殊照顾。我也表了态。柳书记风趣地说:“你们四人都姓王,王者带队错不了啊。”
倾城欢送
1974年7月1日,是知青们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县委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除了留下值班人员,其他都参加欢送活动。上午8时,招远当时最宽最长的罗峰路两边站满了欢送的人群,每个单位还都组织了锣鼓队,学生们手里举着小红旗。知青家长们统一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欢送人群足足排了8里长。
知青们都集中在县招待所大院内,领导和他们合影留念。我和一名知青代表作了表态发言,我记得发言中有这样几句:今天全县人民热情隆重地为我们送行,明天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锻炼的开始。那时,知青们还不知道劳动是啥滋味,一听说“明天就劳动”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10个知青组,每组登上一辆卡车,车头前挂着一朵大红花,车身两边贴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标语口号。知青们胸前佩戴着小红花,头戴一顶草帽,带着行李箱子,排队上车。10辆卡车一字排开,缓缓开出招待所大门,驶入罗峰路。这时,整个街道沸腾了,锣鼓声、口号声、掌声响成一片,场面异常热闹。当车队驶入知青家长等候的路段时,与父母离别的悲伤还是不自禁地涌上心头,有几位女知青忍不住哭出声来,没出声的眼里大都含着眼泪。他们毕竟是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大都没有单独出过家门。有些家长也在偷偷地抹泪,但还是强忍泪水与孩子挥手告别。
8里地的欢送路程,车队整整行驶了20分钟。从那一刻起,这186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跨入了崭新的人生历程。
脱皮掉肉过劳动关
知青们到达各自的知青点后,所在大队也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午,各大队已安排几名妇女做好中午的饭菜。下午,生产队长到知青组领回分到自己队里的知青。祁格庄是个大村,有13个生产队,每个队两名知青,还有三个队没分到,生产队长不高兴了,三个人一起找大队书记论理,说书记瞧不起他们,社员们都觉得没有面子,吵得不可开交。带队干部王玉春知道后,给书记出了个主意,说可以半年一轮换,这才化解了矛盾。
第二天,知青们在各自的生产队,和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当时正值三夏大忙季节,他们有的夏收、有的夏种、有的夏管。开始由于好奇,他们干活都是一猛子劲,有的不自量力,还想和社员一争高下,可是一天下来,个个累得东倒西歪,连晚饭都懒得吃。我们四名带队干部及时碰头商讨对策,并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老农指教说,开始干活不能太猛、太急,要有适应过程。孩子们身手太嫩,要教会他们干活的技巧。“真正过好劳动这一关,不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是不行的。你们放心,半月二十日就扛过去了。”于是,我们立即分赴10个知青组,建议每个生产队安排专人传帮带。各大队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效果还真明显。
劳动是知青下乡的必修课,各种各样繁杂的农活他们必须面对,都要学会,否则,下乡接受再教育就失去了意义。过好这一关的代价只有脱皮掉肉。
男知青大都参加小车队,每个生产队都有十几人的小车队,都是清一色的青壮男劳力。小车队是生产队的主力军,春夏秋冬都不得闲。推小车看似简单,实际是一项既靠体力又靠技巧的复杂活计。没有强壮的体力就架不起、推不动几百斤的负重;没有技巧,多使蛮劲不说,有时还有危险。他们在小车队开始都由一名有经验的车把式指教,教他们怎样装车、卸车、起步、用力、掌控、用闸等。先让他们少些负重,如推粪只装半偏篓。尽管这样,难免还会出些意外。青杨堡是个小山村,出门就爬坡,路窄坡陡。一次一名知青推玉米下坡时,因手闸拉得过紧,连人带车翻了过去,幸好组长高玉田看到了,用小车推他到卫生室做了包扎处理,休息了几天,伤未痊愈,又推起了小车。他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断实践、总结,一个月不到就成了一名合格的车把式。
女知青大都和生产队的妇女们干一些勤杂活,如锄地灭荒、撒种施肥、打场晒粮等。到了关键季节,也要和男劳力一样干一些重活累活。如夏季拔麦子,秋季刨玉米秸子,冬季学大寨,兴修水利,整大寨田。无论干什么她们都尽心尽力,用痛苦和磨难历练青春。
知青下乡后的第四天,我们带队干部又进行了第二次全面检查。两天的检查让我们刻骨铭心,心头发颤。一天,我们来到大秦家知青组,已到中午,知青们收工在院子里洗脸,见我们到来,衣春歌带头喊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忙说,春歌先不要欢迎,先说说这几天的劳动有啥收获。他笑嘻嘻地说:“收获颇丰,你看,单血泡就收获了5个。”他伸出双手,我们一看都惊呆了,左手两个右手三个鲜红的血泡高高地鼓着。
我说你们都把手伸出来,立刻,十几双手齐刷刷地伸到我们面前,除了两名女知青留在家里做饭外,其他男女知青的双手全都布满了血泡,有的血肉模糊。王书霞一看,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女知青柳华璞机灵地拉着她说:“阿姨到我们宿舍去坐坐。”我和王玉春、王法政也强忍泪水,强作笑颜。男知青金涛、李增信、衣春歌、史连涛等都是乐天派,金涛说:我们组开展了一场竞赛,看谁手上起的泡多、脸晒得黑,泡越多志越坚,脸越黑心越红。李增信争着说:你们看我最黑,我的心最红。组长杨成志打趣说:你原来就是黑瞎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全然看不出痛苦的样子。
这时,炊事员招呼大家吃饭。每人一碗大菜,馒头随便吃,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我留意他们的饭量,见个个狼吞虎咽,4两一个的馒头,男知青能吃3个,有几个饭量大,能吃4个。女知青也大都吃两个。这与他们下乡前吃饭挑肥拣瘦、细嚼慢咽形成强烈的反差。李增信说,吃这么多,有时不到收工就觉得饿。看到这些,我们心里多少有些安慰:能吃能干身体越健,能吃就好。
头一个月,是知青过劳动关最痛苦的时期。我们带队干部分赴到各知青组和他们一起劳动。这样既能做些示范指导,又能及时发现典型。一次我到孙家知青组,在村头看到知青孙欣和几个社员一起挑大粪,见我到来,孙欣主动打招呼,我说歇歇吧,几名社员也放下担子,还没等我问,他们争着说:这小伙子好样的,你不知道,刚来时可不是这个样,白面书生挑大粪,就像电影《朝阳沟》里的银环,挑半桶粪走道都踉踉跄跄,把粪都晃出来了。走不上50米就得歇歇。不到一天,肩膀就磨撸了皮,还流着血。我们劝他歇几天,找队长给换个轻活,他就是不肯,咬牙坚持着。现在好了,挑担粪走个三里五里不成问题。听着农民对他的夸奖,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知青每个季度放一次假,每次两天。第一次回家,看到他们黝黑的脸庞和布满厚茧的双手,朴素的衣着,活脱脱一个个农村小伙、农村姑娘,父母们先是一愣,后是感叹:孩子长大了。
长大了,三个月来,他们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经受着痛苦的磨砺。淳朴善良的农民给了他们太多的温暖和关爱,教会他们各种农活,他们也在劳动中慢慢融入基层社会,成为农村一支不可多得的骨干力量。不少男知青当了小车队长,也有女知青成了妇女队长,有的成了果业队技术员,有的是田间地头业余学习辅导员,有的当了大小队会计。各种农活如推车、耕地、扬场、晒粮等基本掌握了。那个时候,没有播种机,耧地是绝对的技术活,有的也学会了。
就这样成长起来
知青队伍是一支活跃的群体。在劳动锻炼的同时,还要关注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生活。
下乡第一年,仍按照非农业人口定量标准供应粮油,缺口部分由大队补给。当时吃菜问题比较突出,到菜店或市场上买,费用太高,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让知青自己种菜。公社党委书记林廷生积极支持,随后每个大队拿出一亩左右的好地,派一名有经验的农民带着一名知青种菜。知青们吃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大都自给有余。大秦家知青组种的大葱,除了自给,过春节每个知青还分了一大捆带回家。
为了让他们熟悉全公社的山山水水,我们组织了一次军事化徒步拉练。那时已近深秋,180多名知青和带队干部身背厚厚的行李卷,以知青组为单位,高举红旗,歌声嘹亮,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基本上围着全公社转了一圈,境内的主要山川、河流、水库等还特意实地参观。晚上住在祁格庄大队,和村民联欢,第二天又踏上了新的行程。
那个年代的农村,文化生活贫乏,除了一年能看几场电影,再无别的文化活动。我们“四王”一商量,决定从知青中抽调文艺骨干,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王书霞牵头,知青杨成志、杨建成当导演,只用了十多天,就排出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时两个半小时的文艺节目。有衣春歌、杨建成的相声,战培新的口技,孔建的女声独唱,杨小红的小提琴独奏,王永宁、柳华璞、唐秀英、王淑霞的歌伴舞,还有京剧、吕剧选段,三句半、舞蹈、笛子独奏和自编自演的话剧等。既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又宣传了好人好事。我们还到县直机关、招远金矿、七一四医院和十个知青组所在大队进行汇访演出。每次演出前,我都先汇报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收获。一时间在全县引起不小的轰动。大家都在议论“知青下乡”这个话题,认为下乡很有必要,对青年的成长有利。知青家长更是兴奋异常。
知青队伍中不乏各种各样的人才,只要及时发现、培养,个个都能成才。张心骥、姜国平两人文笔不错,就经常让他俩写工作总结,起草工作报告,总结先进典型;史连涛对无线电很专业,就让他到学大寨工地负责广播线路的维修;战培新喜欢口技,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做口技表演。滕家沟知青组的孙军宪个子高,块头大,有力气,但劳动消极,爱打架,对女青年有时也出言不逊,是个出名的刺儿头。带队干部王发政就靠在知青组,和知青于建祖一起对他传帮带。半年多后,他由后进变先进,就像变了一个人。
1975年7月1日,我们圆满完成了一年的带队任务,把工作顺利地交给了下任带队干部。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当年下乡的情景,大家都心有感触,而“青春无悔”几乎是每一个亲历者的肺腑之言。他们说,下乡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个练兵场,也是第一个加油站。青年时代选择了吃苦,也就得到了收获,青年时期多经历一些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在农村这片土地上,他们熟悉了农村、农民、农业,同时造就了他们坚韧的性格、持恒的毅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他们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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