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不赚钱　回头看看田 乡村记忆

刘甲凡我长得还没有猪圈墙高那会儿，就经常听奶奶叨叨这么几句话：“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零钱攒整钱，杀猪过大年”。其意思很清楚：庄稼人养猪虽然不能赚多少钱，但零钱攒整钱、猪粪种庄稼的好处却是公认的。早年间没有化肥，本分的庄稼人都是一门心思养猪攒粪、种好庄稼。一直到生产队那些年月，这几句话还属常用语。那时候，走进村里，就会看到很多写在墙上的标语：“门口没有三大堆（草堆、泥堆、粪堆），种好庄稼全是吹”、“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使粪，等于瞎胡混”等等。村党支部还组织学习过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发展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要把养猪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由于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撑腰杆子，即便在极左思潮最猖獗的年月，老农民养猪攒粪也是受到鼓励的。

那时候，除了生产队的饲养院，每个农家小院里都有个猪圈。按照胶东农村的风水学讲究，猪圈和便所通常建在院子的西边，靠在院墙边上。一般情况下，南北约3.5米长，东西约2.5米宽。这其中还要分为上台和下圈两个部分，各占长度的50%。上台前半部分安放着猪食槽子，后半部分是猪睡觉和避风遮雨的猪窝，顶部搁着一块大石板。下圈也叫猪圈坑，与上台的高差约60厘米，是猪排便、积粪的场所。如果猪圈的外面临街，就在猪圈坑上部合适的位置，砌一个约50x50厘米的墙洞，这样，向猪圈里添土和向外取粪就格外方便。

农户养猪攒粪，生产队付给相应的报酬，大伙很有积极性。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辆小推车，干活收工的时候，到生产队指定的地方，装上一车土推回家，再趁着空闲时间，零零碎碎就扔进了猪圈坑。平时烧火做饭的草木灰、扫院子和扫街的碎草屑、收拾鸡窝的杂物，也都倒在猪圈里。约莫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猪圈里的土粪就沤得黑黢黢了，瞅着空，就用粪叉子把土粪撂出来。那时候，差不多的人家都没有水鞋，热天赤着脚，冬天就穿着不透水的猪皮绑。土粪取出后，在街道旁堆得方方正正，还要和稀泥把粪堆抹得严严实实，这样既能防止粪效流失，还能进一步促进土杂粪的发酵。

每年春秋两季，在往大田里搬运土杂粪之前，生产队长就会带着队委会其他成员，扛着大镢，把各家各户的粪堆扒开，根据实际情况评定质量等级。然后以车（手推车）为单位，按等级计算价格，参加年终分配。评定质量的程序很有意思，也很公正。参评的人把代表等级的玉米粒握在手心里，等队长喊“开始”后同时亮相，少数服从多数。有争议的情况下，由队长拍板决定。

土粪的质量取决于猪的大小，道理很简单，大猪排便多，粪效自然就高。可由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所限，农户养猪平时只能以刷锅水拌草糠，还有的常年到牟平酒厂挑酒糟喂猪。只有到了秋天，才添加一部分地瓜作精饲料。一头猪一年喂到头，充其量也就是一百五六十斤，如果谁家能出圈一头超过200斤的肥猪，在村里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肥猪送到县食品公司屠宰场，按肥瘦划价，一等的价格每斤四毛六分钱，一头猪只能卖百八十块钱。若要算细账，养猪只是把零钱攒成整钱，因此，就有了“零钱攒整钱，杀猪过大年”这种说法。

当年的城关公社有个姜家庄大队，在执行上级政策时表现得尤为灵活。他们以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为依据，制定出台了“斤猪斤料”的章程，启动经济杠杆来鼓励社员养猪。按照这个章程，农户出圈多少斤肥猪（扣除猪崽的重量），生产队就付给多少斤粮食（苞米）。这在当年属了不起的富民政策，他们村有的人家一年中居然能喂出五六头大肥猪。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猪多粪多粮食产量高，社员得到的实惠就越多。可惜的是，最后竟然被作为“资本主义小农经济意识”受到批判了。

在生产队缺少化肥那些年月，养猪攒粪确实对粮食增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5年，牟平县平均亩产粮食就达到858斤，实现了“过长江（800斤）”。那时候，有几句口号曾风靡一时，虽然是用来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却让老农民们听起来扬眉吐气：“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没有农民种庄稼，怎么落实广积粮？”当年，我们村把这句口号写在西街口的一堵院墙上，如今依稀还在，但已辨不清字迹了。

近两年，笔者走遍了牟平区所有的村落，农家小院里的猪圈，基本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现代化的养猪场。“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零钱攒整钱，杀猪过大年”这些农谚，已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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