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算盘

□贺宝璇我家的墙上至今仍然挂着父亲在刚解放初级社时用的那挂算盘，那算盘上父亲替我在每一位上标的个、十、百、千、万、十万等还模糊可见。这算盘一直陪伴着我，直到现在，我计算数字仍然用算盘不用计算器。

初级社刚成立时，父亲曾用这算盘计算每一户、每个小队的收入、支出；高级社时父亲用这算盘满载着人们的希望将每斤粮食、每斤地瓜干载入粮管所的粮仓；人民公社时，随着父亲“叭叭”的算盘响，窝瓜下蛋创千斤的记录报上了城关公社，“大寨记工法”将每天每月每人挣得的总分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面前。每年冬天，北风夹着雪花纷纷扬扬地下着，父亲却在没有炉子的办公室里穿着姐夫从巴基斯坦捎来的大翻毛皮靴算着劳动日，有时母亲劝他将炉子生起来还暖和些，父亲总说：“一是不愿麻烦，二是能为老百姓省一分是一分。”每到结劳动日的最后一天，总有些群众悄悄地来到办公室看着父亲打算盘，计算这一年的劳动日，记得最低的一年劳动日0.9元，最高的一年劳动日是1.2元，也就是说10分的男劳力干一天活可以挣到1元2角钱。这一年，父亲那1.83米的个子跳了起来，和社员们拥抱在一起，他那不常有的笑容挂在了脸庞。

那时，我家五世同堂，如何管理好这个家？父亲将这个家做了分工，我任记账员，母亲任出纳员，嫂子做会计、监督员，每月我再将哥哥、姐姐捎的钱加起来看共收了多少钱，将家里老的、小的总费用再算出来，看共支出了多少钱，然后用总收入的钱减去费用支出的钱，得出剩余多少钱，和母亲的钱对一下，然后给嫂子看看对不对，最后每月月底30号利用晚上吃饭时将账目公布于全家。账目是不保密的，挂在墙上，每人可以随便看。

父亲还兼任城关公社南沟片的会计网网长，指导培养新老会计、辅导这些村的年轻会计做的报表都是父亲的事，平日群众和镇政府的干部不称呼名字，都称他“铁算盘”。

1975年我在王贺庄村任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并且在一片沙滩田上成功试种稻子，雷神庙联中的女校长常宏传请我给毕业班学生做报告，我父亲则去给他们讲怎样做好会计工作和算盘的演练培训，我们讲完后，掌声经久不息。自那天起我在雷神庙联中担任教师，那时我更为父亲手中的算盘感到骄傲。

在公安局里，我曾任过文书、机要秘书，也任过几年派出所的内勤，当然也包括任出纳员了，我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上谨慎再谨慎，用这算盘计算着派出所每年的收入、支出；任办公室副主任时，王德浩局长指导曾说，“20公升油能跑烟台一个来回”，我便用这算盘计算着，将一公升一公升的油发到驾驶员手中。

近四十年了，这算盘催我前进，促我自新，像父亲一样，时刻在提醒我“努力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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