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难得的知己

□丁一

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我的一生中，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真的有几位知己，时间最长的在60年以上，席士豪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与士豪相识，应追溯到1958年我被调到《烟台日报》的时候，那时他在总编辑办公室当秘书。我报到那天，士豪接待了我，并领我去拜见了副总编于德同志。之后，士豪安排我与他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当时我是“光棍”，士豪因为家属在农村，算是半个“光棍”吧。古人云：“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俩一见如故，朝夕相处，很对脾气。我把士豪当成了可敬的兄长，他则把我视为可信的老弟。士豪待人诚实、正直，平日里，在人多广众之处，他不善言谈，不轻易发笑，是个地地道道的“热水瓶”式的人。

我们刚认识时，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对上对下都是一副面孔的人，因此从心里喜欢他。作为报社的新兵，我对报社的人和事是全然陌生的。士豪是报社的元老，对报社里的许多事情都了如指掌。对我这个刚进报社大门的人来说，他无疑是个向导和顾问，每逢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总爱去问问他，他也总能诚实待我，对我提出的问题，喜欢作认真负责的解答。天长日久，我俩便成了知已，彼此无话不说，直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我俩在一起喝酒，喝得小有酒意时，他竟然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完全是个“酒逢知已千杯少”的样子。

王蒙先生说：好人就是想到别人和想到自己一样多。士豪正是这样的一个好人。他为人热情、周到，一片真情实意。他能急我之所急，帮我之所需。想起这些往事来，我就会感动不已。

1960年6月，是我结婚的日子，士豪知道这个消息后，便马上为我忙乎起来，在报社斜对面的一个胡同里，为我安排了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宿舍，还为我们租来了两张单人床，并排放在一起，便成了双人床。接着，他又从自己家里提来了锅、碗、瓢、盆及火炉子等。这样，便使这个不大的宿舍一下子成了既可睡觉又可做饭的地方。我们就是凭着这些家具，开始了新婚生活。我和月兰结婚的这年初冬，蔬菜供应开始紧张起来。士豪知道我们刚结婚，每天又忙于工作，是不会有充足的蔬菜可吃的。有一天，他特地打发大儿子为我们送来了几棵干干净净的大白菜芯。这些白菜芯，其梆儿白嫩嫩的，其叶儿淡黄黄的，一看就知道好吃。原来士豪把菜的老梆儿剥下来留着自己吃，把菜芯送给了我们。接过这些白菜芯，我和爱人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以上几件小事，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在我们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难能可贵！须知士豪这样做，不仅使我们省了钱，而且有的东西即使花钱去买也不一定就能买得到呀！

人们常说，细微之处见精神。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等我们张口，士豪就热情地给我们以具体的帮助，这不是一种真情是什么？试问，这种真情是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吗？

士豪为了朋友的利益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忘我精神，也是我长久难以忘怀的。

1964年7月份，我的第二个孩子将要降生。当时我家住在西南河东岸。西南河是由南至北敞着的一条河，长年流着发臭的污水，因此被人们称为烟台的“龙须沟”。当时，据气象预告，在七八月份会有大雨降临，届时如果河水暴涨，就会危及两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确保爱人安全地坐“月子”，邻居们劝我们最好能搬到别的安全地带去住。我感谢邻居们的善意提醒，可是，一时又愁于没有合适的房子可以暂住。无奈之下，我打起了士豪的主意。我知道士豪的家属早已回到乡下，他一个人住在海边的两间房子里。于是，我便把我遇到的难题向士豪述说了一遍，士豪当即叫我们搬到他家里去住，他则到报社找了个地方安身。

还有一次，又是士豪帮我解了燃眉之急。那是1969年春节的一天，妻子建议我请几位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头一天我便把客人们一一邀请遍了，不料第二天妻子却突然病倒。为了不让客人们扫兴，我与妻子商量，去找士豪来帮忙做饭。我知道，士豪有烹调技术，做的饭菜好吃，于是便骑着自行车跑到他的家里去。席大嫂告诉我，士豪到澡堂洗澡去了。我转过身来，骑车向“新华浴池”奔去。我终于在洗澡间里找到了他。他一听说我的家属病了不能为客人做饭，便和我一样地着急，不等身上的水全干，便急忙穿上衣服跑出澡堂，和我一起骑上自行车直奔我家而来。他一进门，没等喝上一口水，便赶忙走进厨房，挽起袖子就做起饭菜来。待客人光临时，他已经把饭菜准备就绪。

衡量好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谅”。士豪对我总是“谅”字当头，表现出的是老大哥的宽容大度。1959年，因为国家有困难，上级号召生产救灾，动员干部、职工的家属回乡，把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按照规定，士豪的家属属于动员回乡的对象。当时报社党支部对家属回乡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作为支部委员的我，被分去做士豪和其家属的思想工作。我接到这个任务后，心里很是矛盾。作为支部分工，我不能不服从；可是，要士豪的家属回到乡下去，我却于心不忍。我知道，他这个好端端的家，会因为其家属还乡而被拆散。我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不是把他们往难处推吗！我这样做，士豪和其家属会原谅我吗？犹豫再三，最终我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了士豪的家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士豪和其爱人是那样的通情达理，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们当即表示要响应党的号召，马上就把家属的户口迁到农村去。我听了他俩的回答后，既感到吃惊，也感到难受。当席大嫂领着两个儿子离开烟台时，我的心里更不是个滋味。后来我担心士豪会对我埋下怨恨的种子，可是，事过以后，我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更看不到他对我有什么不满情绪。就这样，我俩的感情依然如故。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党的号召和决定，老席不应当对我这个做具体工作的人有什么意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君不见，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被伤害，不仅对党有气，而且会把不满情绪发泄到具体执行者的身上，有的甚至对执行者记恨一辈子。相比之下，士豪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对我这个具体执行者予以谅解，不是十分可贵的吗？

60年来，斗转星移，春去秋来，不论形势如何变化，单位怎样变迁，工作怎样变换，我俩的友情始终不变，时刻把对方挂在心坎上。有时我问自己这是因为什么，回答就是因为我俩是知己。

士豪虽己驾鹤西去，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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