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始于青岛，哪怕38年的等待

在青岛的近代史里，有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建筑师——尤里甫。他是从当年的苏联流亡到中国的俄侨，来到中国后先后在东北、上海驻留，后来来到了青岛，并以自己的专业开办了尤里甫建筑师事务所，在青岛设计建造了很多优美的房子，可以说为青岛博得“万国建筑博物馆”这一名称立下了汗马功劳。尤里甫家有兄妹五人，他是老大，也是长子，下面还有1个妹妹3个弟弟。次子阿列克塞耶维奇·盖奥勒给耶维奇·尤里甫来到中国后，先是在青岛的法国领事馆工作，后来又去了上海，并在上海娶了同样是流亡中国的俄罗斯女子拉里萨为妻。 1937年，他们的儿子盖奥勒给·阿列克塞耶维奇·尤里甫（笔者一直称呼他“尤拉叔叔”）出生，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战争让他与青岛结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开始进入上海公共租界的非军事区，大肆拘捕来自西方各国的侨民。为了避免被日本人送进集中营，阿列克塞耶维奇·盖奥勒给耶维奇·尤里甫夫妇被迫带着儿子（也就是尤拉叔叔）离开了上海，回到青岛。

虽然当时的青岛也处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但是由于尤拉叔叔的舅爷爷，也就是他父亲阿列克塞耶维奇·盖奥勒给耶维奇·尤里甫的舅舅塔夫灵夫是法国驻青岛领事馆的领事，而法国当时和日本并不是敌对国家，因此，在这支外交保护伞下，尤拉叔叔全家都得以住进了设立于栖霞路5号的法国领事馆内，逃过了日本人的拘捕。风声过后，他们一家搬到了马路对面的栖霞路2号居住。

尤拉叔叔的父亲回到青岛后，就职于法美保险公司，其办公室与法国驻青领事馆同在一座楼内，因而尤拉叔叔与他的大伯（建筑师尤里甫）、舅爷爷（法国驻青领事塔夫灵夫）几乎每天见面。当时，尤拉叔叔的父亲还经营着一家自己的洋行——美隆洋行，除了中文，他还能讲流利的法语、德语。他为人活跃，交友甚广，青岛苏联公民协会成立于1946年，他就是发起人之一。协会成立后，他任副会长一职。同时，他还是国际俱乐部和帆船俱乐部的会员，自己拥有帆船。

难忘那段美好生活

据尤拉叔叔回忆，1945年5月初的一天，栖霞路5号法国领事馆总领事办公室的那间窗户突然被推开了，就看到他的舅爷爷、当时的法国驻青岛领事塔夫灵夫手里挥舞着一张蓝色的电报纸冲着马路对面栖霞路2号大喊：“胜利了，德国战败了，轴心国败了……”听到消息后的尤拉叔叔大喊着跑进屋报信，结果被他的妈妈训斥道：“日本人还没战败，这么大喊大叫的是要作死啊！！！ ”之后尤拉叔叔还挨了一顿打。

二战胜利后，尤拉叔叔的父亲购置了今嘉峪关路17号的房产，作为自己的住所，同时，栖霞路2号的宅子他们也仍然时不时地回去住住。 1946年，尤拉叔叔的妹妹利达出生了。新中国成立后到他们离开青岛之前，他们一家反倒是在栖霞路2号住的时间比较多一些。

当时的尤拉叔叔在青岛的苏联侨民学校学习，每天都会有一个姓王的中国人力车夫（解放后是修路工人）接送他上下学。在尤拉叔叔的印象中，他的父亲对家人的要求甚是严格，他认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虽然由人力车夫每天接送他上下学，但是尤拉叔叔当时必须严格按照父亲的教导，只能步行，不能坐车。人力车夫王先生就在边上拉着车一路陪同。在尤拉叔叔的印象中，那位王先生是一位高大、健壮、忠诚的山东大汉，每天忠于职守地陪着他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完成着接送尤拉叔叔的工作。只有一次，因为刮台风，大雨倾盆，王先生担心尤拉叔叔被雨淋坏了，不顾尤拉的反对，“像抓小鸡子一样把我提溜起来，一下摁到座位上，然后关好雨棚，把我拉回家”。讲到这里，尤拉叔叔双手比画着抓起来的动作，脸上挂着回忆往事的兴奋神色。当晚回到家后，尤拉叔叔就向自己的父亲承认错误，说自己是坐人力车回来的。他父亲听后很是震怒，但听明白原委以后，只是淡淡地表示以后不可以这样，明天将亲自去跟王先生表示谢意并讲明要求。

苏联女孩的青岛记忆

相对于尤拉叔叔比较平静的生活，玛莎婶婶（生于1939年）的生活就要颠沛流离许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东北的张作霖手下雇佣了很多流亡到中国的俄罗斯裔军人，其中有一位侦察机飞行员巴维尔·哈米亚考夫，他就是玛莎婶婶的父亲。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的东北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被雇用的俄罗斯裔军人很多选择了离开东北，玛莎婶婶的父亲转行去做了公交汽车司机。后来由于看不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玛莎婶婶的父亲带着全家进入关内，辗转来到了青岛。

据玛莎婶婶回忆，来到青岛后，他们一家人在太平角一座非常有特点的、带有斜墙的房子里住下来。哪条路她记不得了，只记得门牌号是四号，六号住的是玛莎的姥爷。安好家后，去拜访邻居时玛莎发现邻居也是俄侨，家里有一位优雅漂亮的姑娘，名叫索尼娅，大概比玛莎大10岁，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笔者曾按玛莎婶婶提供的照片到太平角一带寻找过，也许是斜墙后来被改造了，所以没能找到她曾住过的老房子。

玛莎婶婶的父亲在青岛期间从事的工作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包工头，他手下有很多木工、瓦匠、水管工等，施工队中有中国人，也有俄侨。由于玛莎婶婶的父亲待人诚恳，手下的工人们干活也卖力，因此也就不缺活计，日子过得还是蛮不错的。

一对恋人天各一方

玛莎婶婶和尤拉叔叔一样，刚来青岛时并没有进入学校学习，而是在家接受教育。二战胜利后，青岛办起了苏联侨民学校，他们才入校学习。据玛莎婶婶说，入校不久，她就注意到了尤拉叔叔，“毕竟每天上下学身边都跟着一辆洋车，而且还不坐的小家伙是很引人注意的”。以后的岁月中，在各种俄侨组织的活动中，他俩也有过接触，但都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

大约是1953年，青岛的苏俄侨民在中山公园组织了一次野餐会，参加活动的尤拉叔叔突然感觉到，有一个方向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看到那里，瞬间心头就有一种被大锤重击的感觉，因为那里坐着一位叫玛莎的姑娘！尤拉叔叔用流利的汉语说：“我看到她，看着她的脸，瞬间，我就感觉整个世界就只有她了。就那一次，两个人怎么样了？忘不了了！我希望每一天见她！每一天见她！希望和她说话……这就是爱情！我当时什么都忘了，整个人疯了，疯掉了！ ”

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都离开了，玛莎的父亲因为给张作霖工作过，看到当时的形势，他心有余悸，没多久也带着一家人走了，当时是1957年。他们先是去了大连，然后去了澳大利亚。在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后，玛莎婶婶带着自己的儿子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再说尤拉叔叔。 1957年，他跟着父母回到了当时的苏联，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彼尔姆，那时候当地有三千多名中国学生在那里学习。尤拉叔叔的父母负责管理他们，安排他们学习生活，尤拉叔叔也在那里工作了。尤拉叔叔说：“我不安心的，因为我爱的人不在这里，在澳大利亚。所以我一直要求去参军，去参加海军。因为参加了海军就可以出海，就可以去澳大利亚找玛莎。开始军队不要我，因为我工作的单位给我出了证明，我的工作可以让我免去服兵役。但是最终我还是去了，干了四年海军，但没有去澳大利亚，没有见到玛莎。 ”

分别多年重拾旧爱

服完兵役后，尤拉叔叔上大学、工作，他的专业是无线电，方向是无线液位探测。毕业后进入科研单位，进行信息分析工作。说起后面的日子，尤拉叔叔说：“那是很痛苦的。我的父母很传统，认为我年龄大了，应该成家，要有孩子，就逼着我结婚了。于是我就有了妻子，后来还有了两个孩子。我也曾试着说服自己忘了玛莎，去爱我的妻子，去尽一个丈夫的责任。可是我只能做到尽责任，我很痛苦……我的妻子也很痛苦，女人在这方面是敏感的，她后来也知道了玛莎，我看出来了，她也不爱我……”

1991年苏联解体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很混乱，作为一个科研人员，生活也是非常困难的，尤拉叔叔就做起了兼职。有一次，他遇到了同在青岛生活过的索尼娅。当时，尤拉叔叔并不知道索尼娅与玛莎熟识，只是因为他们都在青岛生活过。听说她要去澳大利亚探亲，去使领馆办理证件需要英语语言方面的帮助，尤拉叔叔就去帮忙。 “后来我问索尼娅，去澳大利亚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玛莎？索尼娅问哪个玛莎？我说就是原来也在青岛生活过的那个玛莎！索尼娅说我认识，我们一直有联系。我当时简直太高兴了！”1995年，玛莎回俄罗斯探亲，并且与尤拉叔叔见面了。原来，两人一样，都对青岛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都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同时，他们依然深深爱着对方。

虽然找到了初恋，可尤拉叔叔的心里却非常难受，毕竟他在俄罗斯有妻子和孩子，但在澳大利亚有他爱到心痛的玛莎，他不想再离开她……他想了好久，都没想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无论跟哪个女人生活，另一个都会伤心。“有的时候，我甚至想，我还是死了算了，我死了，她们两个伤心一阵儿也就应该继续生活下去了吧……”后来他去了教堂，跟神父说了自己的烦恼。神父说，分开这么久还能联系上，这是天意，你应该好好处理这件事。后来，尤拉叔叔就跟妻子坦诚地说了，妻子很难过，但是很理解他。两人和平分手后，尤拉叔叔就去了澳大利亚。

愿为家乡做些事情

现在，尤拉叔叔和玛莎婶婶在澳大利亚住在一所面积不大、但是收拾得很温馨的小房子里。前不久笔者去看望他们时，老两口去中转的车站接我。 79岁的玛莎婶婶开车，尤拉叔叔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在弯曲的盘山道上，玛莎婶婶娴熟的驾驶技术令人叹为观止，坐在后排把着副驾座位和尤拉叔叔聊天的我在第三次被加速时甩在座位上后，尤拉叔叔回头同情地看看我说：“忘记告诉你了，你玛莎婶婶的父亲以前是开飞机的……”

到家后，玛莎婶婶停车，尤拉叔叔会拿着一个自制的方向盘模型站在车头前方示意 “往右，往左，好！ ”玛莎婶婶幸福地告诉笔者，每次开车出门回来，都是这样。此情此景，尤拉叔叔和玛莎婶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这个浮躁的世界，什么是永恒的爱。

如今，俄罗斯的彼尔姆市已经和中国的青岛市结为友好城市，现在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俄罗斯人的后代通过俄罗斯驻华使领馆或者其他途径，来青岛找寻他们父辈或祖辈在青岛生活的痕迹，尤拉叔叔为此提供了很多帮助。为了研究老青岛俄国侨民的生活，笔者曾撰写过系列故事《老青岛的俄罗斯人》，尤拉叔叔也成为最热心的受访者。笔者向他表达谢意时，他用很纯正的山东话对我说：“我的祖籍是俄罗斯的彼尔姆市，但我最美的时光是在青岛度过的，直到20岁才离开。1945年10月，父亲作为苏联政府在青岛的代表参加了日军在青岛的投降仪式；1949年10月1日，我又以国际友人的身份到北京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所以青岛以及中国都和我有着紧密的联系。青岛留给我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能为曾经的家乡做些事情，我觉得特别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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