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夼旧事 乡村记忆

衣成龙

黑夼，栖霞市庙后镇南端，一个深山里的村子。全村二百多户，山地六百多亩，山峦一万多亩，二十余条大山沟，沟深林密，长的主要是松柞和楸树，树密仰首不见天，草深俯首不见地。明朝时期，这里荒无人烟，林姓人氏首先走进了这座大山，感觉好像进了黑洞一样，十分隐蔽，便看中了这块既能生存、又能避乱的地方，定居下来，起名黑夼。自一世祖迁居此地始，“一窝子林”，黑夼从未居住过一户外姓人家。村民都是同宗同族，和平相处，安居乐业。1963年春，这个村子的姓氏发生了变化。一个姓李的外地人，四十多岁，腿有残疾，叫什么名字，几乎无人知道，村民们便叫他李瘸子。他是个光棍汉，靠编席谋生。饱经风霜的脸上，留下了刀刻一样的皱纹。他有一个老母亲，六十多岁，面黄肌瘦，白发苍苍。这李姓编席人四处流浪，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就把母亲带到哪里，母子俩相依为命。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他给村民编席，有时候不要钱，或者少算几个钱，村民过意不去，就请他到家里吃饭，他总要领着母亲一起去，否则，宁肯不去。村里人都说他是个孝子。

编席人在黑夼村借了个闲屋，住了一年多，感觉黑夼的民风淳厚朴实，想想自己近五十岁的人了，老母亲也这把年纪，不能再四处流浪了，怎么也得找个栖身之地，老母亲百年之后，也得有个安葬的地方。黑夼村人好，环境也好，这里就是自己的归宿吧。于是，就向村支书提出了请求，想把户口落在这个村，定居下来。

他虽然腿不好，但很勤快，为人忠厚善良，编席的手艺也很精湛，那席篾削得又窄又薄，席子编得又严又紧。自他来到村里一年多，全村再没有人去市集上买过席，因为他编的席，质量比市场上的好，价格还便宜。他和村民的关系融洽，从没有红鼻子红脸的地方。于是，村支书一口答应了。

李姓编席人，一个仅有的外姓人，在一窝子林的黑夼定居下来了。村民们还经常请他吃饭，他生活得很快乐。

转眼三年过去了。1966年，“文革”开始，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但农民还是要靠种地吃饭，他们大都经历过那场饥荒，知道种地的重要性，没有粮食，怎么得了！他们严格管教自己的子女，“不准出去瞎胡闹！”可是，灾难是躲不过去的，黑夼，这个隐藏在深山老林的村子，照样不得安宁。

1967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每个村都必须把“隐藏在无产阶级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村革委会主任认为，自己村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一家人，以种地为生，没有阶级敌人。再说，老少爷们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批斗一个，得罪一窝，叔伯兄弟、本家本当都得罪了。所以，他迟迟不动，想把这次运动给磨过去。

公社革委会主任在大会上严厉批评：“其他村都有阶级斗争，都有阶级敌人，就你们村铁板一块？”上纲上线，狂轰滥炸，后来干脆点名道姓：你黑夼村揪不出阶级敌人，这次运动绝不可能过关。

村革委主任坐不住了。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黑夼这一窝子林，哪个也不是阶级敌人，哪个也不能戴上大纸帽子游斗啊！突然，村革委主任想到了李姓编席人，他可以是阶级敌人！他是外地人，得罪了没关系，他身份不清，可能是个特务，或者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其实，村革委主任心里像白纸一样明白，像李姓编席人这种连蚂蚁都怕踩死的人，可能是阶级敌人吗？对不住了，谁叫你无亲无故，是个外姓人呢？

革委会开会，有人反对：“欺负谁不好？欺负他这样一个忠厚老实的人，这不是伤天害理吗？他还有个老妈，多可怜啊！”“那你说批斗谁？公社革委一次次地点名，没办法，找个替死鬼吧！”村革委主任说：“我也想开了，这不是我们伤天害理，是运动逼的，没办法。”他补充了一句。

李姓编席人并不知一场灾难正悄悄逼近。村里找了两个“积极”分子，扎好了大纸帽子，准备好“黑材料”，不用多，两条足够：一是家庭成分是地主；二是村里演节目的幕被盗，是他偷的———这事查无结果，就赖到他头上了。

李姓编席人懵懵懂懂地被戴上大纸帽子，上台子挨批斗。不明就里的小学生呼口号“打倒他”，要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两眼含泪，低头弯腰，浑身哆嗦，白发苍苍的母亲跪在他身旁，悲伤欲绝。很多村民明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可迫于情势，谁也不敢说什么。

批斗结束后，李姓编席人含着辛酸冤屈的眼泪，背着简单破旧的行李，搀扶着年迈病弱的老娘，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黑夼，离开了他曾经热爱的山村。村民们含着热泪，默默地送走了他。黑夼村又恢复了一窝子林。他后来流落到了何方？无人知道，也无人关心。但这件旧事，一直被村民们记在心里，一直流传到如今。每次旧事重提，人们心里总是一揪一揪的。这滋味并不好受，但总强过有意无意地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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