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故事 胶东农村信用史话

郑伟基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用，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一旦信用缺失，必将寸步难行。这一点，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过去，胶东农村有过各种各样的信用形式，从民间互助会、典当质押、抵押借债到钱庄和银号，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追溯农村信用形式的演变历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从中可以窥见胶东农村社会经济历史的一个侧面。

发起一个会

从前在农村，为解决家庭经济一时困难，人们常常会发起一个会：即以亲朋好友为主要对象，以信用为主要条件，立下会规会约，自发成立“义起信终、缓急相济、有无相济”的“合会”“标会”“房会”“老人会”等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经济互助会。

合会，亦称请会，是民间的一种普遍采用的信用形式。谁有困难，急等用钱，就为会首，由他发起“请会”。即以请客的方式，邀集10人或更多人，成立请会。第一次入会者，每人资助10元钱，供会首使用。以后每年春秋两次聚会，称“杖会”或“扒会”。会员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急缓之需，投标舍息，以投标情况确定本次会款的使用权。如：甲只要其他会员每人出7元钱，乙要其他会员出8元钱，甲少要的3元和乙少要的2元，称为“舍息”。因此，本次会款当由舍息多的甲使用，其他会员则每人出7元钱，称为“随会”。轮到最后一次，会款得主为杖会者，按规定应取得每人10元的会款，即成会，也是合会的终结。

标会类似合会，只是操作方式有些不同。

彩会。组织一定的人数，确定每人定额资金，一年分9次交纳、9次抽签，谁抽签中号，谁就使用该次会款。没有中号的其他人，待下次再抽。以此类推，完结为止。这种形式类似于当今的抓彩，不同的是不会舍本金，抽签只确定用款先后。

老人会、童子会。这种形式在农村较为广泛，主要用于红白喜事。每个会组织16人，丧事规定每个会员出一定数量的小米和钱款，喜事规定会员出一定数量的大米和钱款。谁家有喜事或丧事，会员按规定交纳米和钱，还须到喜主或丧主家帮忙，如抬轿、抬灵或参与其他服务。

除此以外，还有多种多样类似的信用组织，如“房会”“牛会”“吃会”“馒馒会”等。这些民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信用组织，为一时困难的民众，起到了排忧解难的作用。

这种经济互助会，以互助和诚信为本，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只是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上世纪50年代合作化以前，我家只养了一头驴，耕地急需再有一头牛。但家中困难，无钱买牛。本村的陈建敏曾经教过学，手中有些余钱，家父与她协商，由她出钱买一头牛犊，放在我家饲养。牛长大后生了小牛，卖小牛的钱比当初买牛的钱多了一些，这笔钱全部归陈，大牛便归我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作人员工资很低，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大家都是“月光族”，根本攒不下钱。单位里很多人合伙成立储金会，12个人为一会，每人每月出10元钱集中给一人使用。用款者为金主，根据会员用钱缓急情况，通过民主协商，确定每人做金主月份。有一年，我曾一人入了两股，年中连续做了两个月的金主，拿了240元钱，购买了“三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中的两大件——自行车和手表，一举解决了生活中的大问题。

当铺是一门古老的生意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典当业历史悠久，始于唐宋时期，明清时期大有发展，至清代尤盛。由于典当业利润丰厚，资本扩张较快，因此，达官贵族等大都经营典当业。

典当业以资金多寡、营业额大小衡量，分典、当、质、押等不同级别。最大的是典铺，资本较多，赎当期长，利息较低，接受不动产和动产抵押，对押款额也不加限制；当铺只接受动产抵押，押款有限额；次为质铺，亦称按铺；押店最小，赎当期最短，利息也最高。开当铺须呈报官府批准，发给“当帖”，清代称“龙票”。按年纳税，歇业交帖免税。

据资料不完全记载，民国初年，烟台地区有当铺40余家。如烟台（今芝罘区）面市街的“德利当”、老广仁街的“钜康当”、儒林街的“大有当”，蓬莱城的“天祥当”、大辛店的“裕丰当”，栖霞城的“天茂当”和“永世当”、海阳的“熙春当”、掖县（今莱州）的“合和当”、招远的“咸丰当”等，都是当地比较大的当铺。

当铺多设在城镇僻静街巷。其建筑比较独特，房舍围墙大，铁门铁窗，门前高悬“当”字匾额。店堂柜台高6尺有余，配以铁栏，质当者须踮起脚方能递上当物。堂内光线暗弱，颇为阴森。

当铺的主事人称“朝奉”，掌管质物估价及全铺事物。“账先生”负责管理账目和当票。“卯先生”又称“师爷”，专门负责经济诉讼。另外有“司库”管理质当物，“护院”负责安保及杂务。

典当的程序是：朝奉对当者的质物进行估价，然后按估价的六折或八折收下，定好当期（一般为12个月），开具当票，付给当金。当者必须按期备款，在当期终止时，按当价加成息（一般月息2分，后升至3分）赎物。过期不赎者当票作废，即成死当，质物归当铺所有，可随意拍卖。

有的当者因当期已到无钱赎回质物，便将当票廉价转让；也有当者因无力赎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爱物品被当铺拍卖。这是一种对穷苦百姓极其残酷的剥削，因此，老百姓把当铺称为“地狱之门”，走进当铺就像是进了鬼门关。

在烟台地区的众多当铺中，黄县（今龙口）的“丁百万”可谓典当业大户。丁氏家族原居住山东沂水、日照，积蓄丰厚，后迁居到黄县。清乾隆年间，丁家多人在朝为官，其当铺也随之扩张，单在黄县就有12家之多。还有福山“通惠当”、蓬莱“天祥当”、栖霞“天茂当”和“永昌当”、招远“天和当”和“胥济当”等，均为丁家经营的当铺。据《黄县县志》记载：丁家的当铺多达百余家，遍及省内外各地。传说丁家人进京时，途中从不住别家旅店，每站只宿自家当铺。因丁家家财万贯，故得绰号“丁百万”。

在过去，抵押借债是当地民间常用的一种信用形式，常见的有以下几类：

1、货币借债：穷苦人家遇到天灾人祸、红白喜事、修房盖屋等大事急需用钱，而向亲朋好友又借不到时，只好找保人，立字据，向放贷者借债。在货币稳定时期，一般月息3分，高者可达5分。计息方法是见日按月计算，如过了1个月零1天，即按2个月计息。

如果借了高利贷，常用的计息方法是：

（1）大加一。即月息10分，放债时先扣下本金的10%，作为当月利钱，以后须每月按本金交纳10%的利息。

（2）利滚利，又称“驴打滚”。如果借债人不能如期还债，经债主同意先按月交纳利息；若利息也交不上，下月将利息加上本金一起计息，依此逐月累计。这是高利贷中最残酷的手段，举债者最后大都财尽家破，沦为债主的奴役。

栖霞七里庄农民林松海，因家贫，无奈向财主牟二黑借债400吊，到期无力偿还，两年时间就滚成3940吊。牟二黑逼债，林松海只好将家中仅有的8亩地、5间房和1头牛，全部用来抵债，从此家贫如洗，沦为牟家的佃户。

2、抵押借债：借债者需把家中值钱物产如土地、房产等，立下契约押给债主。到期还不上借款，按契约规定，抵押物由债主自行处理，自用或出卖任便。

3、实物借债：此种借款多在农村，尤以借粮还粮为主要形式。青黄不接时或遇到灾荒，贫苦农民向大户借粮渡饥荒，春借1斗，秋还1斗半或2斗，是常有的事。还有的买卖期粮，农民在庄稼生长期，先以廉价将粮预售给债主，收取现金应付眼前的生活；待粮食收获后，即按数付粮还债。这种卖青苗现象，正如唐代聂夷中在《咏田家》诗中所言：“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另外，胶东沿海渔民借债，除上述信用形式外，还别有花样。以荣成石岛渔民为例：渔民若借了渔行的债，出海打的鱼必须全部卖给渔行，而且一年只结一次账，按常年中最低价格计算。渔行买、卖用两种秤，大秤买进，小秤卖出。大秤分“虾秤”和“鱼秤”两种，虾秤每百斤合市秤170斤，鱼秤每百斤合市秤150斤。渔行用大秤收购渔民打回的鱼。此外还有“杂鱼白赘”的规矩，即收购渔民的鱼时，只以主要鱼类计量，其他少数杂鱼必须无偿归渔行所有。因此，渔民中有民谣：“鱼儿难捕租税重，借债更似跳火坑；出海难料几时回，打鱼之人世世穷。”

从钱庄到银行

钱庄、钱号、汇兑庄、银行等，都是经营货币的信用组织，服务于城乡商品生产和流通。烟台自1862年开埠后，来此设商行的外商日益增多，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胶东地区的土特产如花生、粉丝、肠衣、猪鬃、绣花、花边、网扣等，多集中于烟台出口；进口的洋面、白糖、煤油、洋布、洋铁、西药、洋火等，也在烟台集散。

城乡商业的交流，促进了货币的汇兑划拨和拆借信用的发展。城市资本很快延伸到农村，在各地建立钱庄、银号和汇兑庄等信用组织。经济发展较快的蓬莱、黄县、掖县、荣成、威海、海阳等县，在抗战前有钱庄150多家。其中蓬莱的“金融洽”“义兴恒”，掖县的“洪昌”“洪源”“福顺德”，海阳的“兴清号”“汇春”“永沅”“汇沅”“兴泰”“洪源永”“成记”“日新”等钱庄，都是在清代开设的。据史料不完全记载，一个海阳县，在清末民初就有钱庄40余家。

这些钱庄、银号，大都以异地汇兑为主。其中也有不少户，前门是钱庄，内部兼营土特产出口及商品进口生意。

钱庄、银号虽遍布各地，但直接服务于农村、贷款给农民的却极少，贫苦农民只能世代承受形形色色的高利贷剥削。

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北海银行。从此，老百姓有了真正为自己服务的农村信用组织。北海银行的建立，发挥了调整金融、统一货币、稳定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多渠道组织资金，大量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生产，为贫苦百姓排忧解困。

仅以1940年我抗日民主政府东海行署发布的《生产贷款办法》为例，其中第三条规定了贷款的种类、数目、利息、期限：（1）种子贷款：每亩1.5元，免息，6个月；（2）肥料贷款：每亩1.5元，免息，6个月；（3）掘井贷款：水车井每眼60元，蓄水池每个60元，双把辘轳井每眼50元，单把辘轳井每眼40元，月息8厘，6个月；（4）养母猪贷款：每头30元，月息8厘，6个月；（5）买树苗贷款：每棵2角，免息，6个月；（6）贩牲口贷款：每头20元，月息8厘，4个月；（7）缫丝织布贷款：数目酌情定，月息8厘，6个月；（8）垦荒贷款：每亩20元，免息，6个月。同时强调，借款活动以信用偿还为条件，到期归还为原则，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为目的。

1948年，北海银行、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确定“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为农村金融的总方针。银行及时发放了大量农贷，支持农副渔业的生产恢复和发展。

1953年春，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得以快速发展。至1955年年底，烟台地区建立农村信用社3353处，入股社员达79万多人。而后，相继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三大银行（农业银行、农商银行、农发银行）都直接服务于“三农”，为农村信用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老百姓从此有了稳定可靠的融资和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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