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革命的烽火情缘

迟明堂、冯桂敏两位老人，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爱国志士，在招远参加和领导过抗日武装斗争。建国后，迟明堂曾任镇江地委书记、江苏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南通地委书记和淮阴地委书记等职，冯桂敏曾任江苏省卫生厅机关党委书记。两位老人已经在1993年和2013年先后仙逝，他们共同沐浴着战火硝烟一路走来的故事，是由他们的长子迟进军先生讲述的，他希望“让人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他们拼搏奋斗的人生历炼和辉煌业绩，并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一个逃婚参加革命队伍，一个打小贫苦开始革命

冯桂敏1922年出生在招远县南部前路家村一个殷实封建的农民之家，排行最小，四岁丧母，被送到外婆家。外婆重男轻女，冬天的早晨，因四岁的冯桂敏不能按她的要求早起，几次唤不醒竟将一盆凉水泼到孩子身上。冯桂敏六岁就开始为家人做饭，十六岁时就要被家里指定嫁给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男人。这时，村里已经有过八路军抗日的宣传，有人在村里动员青年人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冯桂敏决定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在邻居冯桂芹的帮助下，冯桂敏逃婚加入了抗日队伍，一个月之后托人给家里了带了个信。

体检时，军医说冯桂敏体质太弱，不适合到前方部队，于是她留在了地方，参加了党的地方工作。这是1939年的事，到1941年与迟明堂相识时，冯桂敏在革命大熔炉里已经锤炼了两年多，是一名飒爽英姿的抗日战士了。

迟明堂1923年出生在招远市西坞党村中两户人家的东西山墙间搭建的一间小屋子里，家中赤贫。迟明堂的父亲一接触到共产党人就参加了革命，担任地下交通员，利用职业掩护，送信、送文件、送人，传递消息。1942年夏在村东河滩壮烈牺牲。

迟明堂是家中老大，童年是在贫苦中度过的。小学毕业后，父亲送他到城里学徒，在父亲的影响下，他16岁就参加了革命。

小学毕业在那个时代的革命队伍里就算是有文化的了，迟明堂在饭店学徒，在花庄做伙计，这两项工作都要和许多人打交道，因此迟明堂比较善于体察他人的心理感受，善于做人的工作，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又因为是长子，秉性宽厚忍耐，中正诚恳。“他是个严父，但不对我们弟兄动手教育，总是以理服人。我五岁那年迷上了京剧，吵着要到剧团坐科学戏，不闹到筋疲力尽不罢休。父亲下乡回来叫我扮上演示一番。我极度兴奋，模仿了群英会周瑜的英姿。父亲看了说，不错，有那么点意思，还鼓了掌。接着问我，‘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什么意思啊？我懵住了，父亲结合群英会剧情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问我懂了吗，我说懂了。他接着说，没有文化是学不好京戏的，当不了好演员。从此我一心想上学，再不提去坐科学戏的事了。”迟进军说从这件小事能看出父亲的魅力。

开展地下工作时，俩人相识相恋

迟明堂、冯桂敏是1941年秋天相识的，当时，迟明堂从县委组织部城市股调回县委机关工作，认识了县委妇女部的组织干事冯桂敏。

那时，招远城正在日寇占领之下，城市股的工作是地下秘密工作。“父亲12岁开始在城里学徒，有在城里的生活经历，社会环境比较熟悉，又有城里城外能进能退的立足之地，这些背景有利于在日寇占领的城里开展秘密工作。”所以，迟明堂从18岁起开始了地下工作。

俩人第一次见面时，冯桂敏正在培训妇女村干部。县委妇女部部长领着迟明堂到了会场，找冯桂敏交接工作。

俩人起先只是工作上联系。那时，冯桂敏除了办村干部学习班，大量的工作是“下乡”。“下乡”就是到附近的村里工作，一般是两个人一组，一男一女，早晨出发晚上回来，如果因为工作不能回来，就分别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迟明堂、冯桂敏见面后就被编到一个组里，经常一起“下乡”。

一同下乡的两人大约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接触，相互有了了解，产生了感情。1941年12月，俩人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那里说明了情况，明确了恋爱关系。在那个时候，自由恋爱结婚只出现在革命队伍里，他们是招远县自由恋爱结婚的第三对。可是之后不久，冯桂敏的思想却发生了一点波动，表示暂时不想考虑这件事情，想冷一冷。向组织上提出，要调到招远北部去工作，北部比南部条件要艰苦一些。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冯桂敏接到组织部勤务员送来的一个便条，是迟明堂写的，告诉冯桂敏，他们向县委张书记报告了恋爱情况以后，张书记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批准结婚，张书记的意见是2月4日结婚。这个信息把冯桂敏的思想波动平息下来，她选择同迟明堂结合。

新婚第一夜被臭虫咬得一夜难眠

1942年2月4日，农历的腊月十九，组织出面，在平时开会的一个空房子里为俩人举行了俭朴的婚礼。一位老乡提供了家里闲置的炕和一床新被子，除出发在外的，县委机关的同志都来了，加上还有一些大吴家村看热闹的老乡，约有六七十人，满满当当挤了一屋一院子，屋内点着两盏小煤油灯。当时结婚一般是组织指名自己愿意，因此指定了组织部副部长刘德昌为介绍人，民政科长方新敏是司仪，婚礼由司仪主持，基本上是以讲话为主，介绍恋爱情况、证婚、领导讲话，大伙要求新人接吻，婚礼上还有人表演了文艺节目，在大家的要求下，冯桂敏唱了一首歌，歌名叫做《明天我们要飞向东方》，这是当时抗日队伍里经常传唱的一首歌。

婚礼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之后，一对新人和有关领导六七个人有一个小规模的聚餐，餐费是党支部组织党员自愿捐款，你五分我一毛凑起来的。那时每个人一个月发两块钱，是山东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两块钱大约是一斤猪肉的钱。那天的聚餐，是一棵白菜、一斤肉、一斤地瓜干烧的酒，还有用三箩面擀的面条。三箩面是一种黑面，因为前面两箩已经把白面筛出来。就这样也算是大大改善生活了。平日里基本上是地瓜、玉米饼就咸菜，不见荤腥。

这一夜一对新人几乎不能睡，因为这个房子和炕长期没有人睡，尽是臭虫，俩人身上都被咬了许多包块，包块痒被抓破，冯桂敏的皮肤感染，引发了疥疮。就是这样的生活，也很短暂，一个多月后，迟明堂调到一区当区长。从1942年春天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俩人虽说都在招远工作，但是一个在武工队领导武装斗争，一个在妇救会动员老百姓参加抗日，两人三年只见过几次面。1945年到1948年，俩人在当时的潍县工作，迟明堂随部队行动，冯桂敏随县委机关行动，仍然不在一起，1949年年初随大军南下，迟明堂随部队先行，冯桂敏随机关和家属在后，直到过江到达镇江句容县两个人才汇合到一起，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结婚七年才拍了第一张合影

迟先生提供了一张两位老人的合影，“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49年他们分别随军南下在镇江汇合之时，距他们结婚已经七年了。是父母亲的第一张合影，之前他们从来没拍过合影，战争年代没有这个条件，两个人也不常在一起，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

在战争年代，俩人有过两个女孩子，出生以后交给孩子的祖母抚养，祖母带着孩子不断地躲避战乱。在逃难的途中，年幼的两个女孩子受不了颠簸和疾病折磨，先后去世，“大姐叫荣华，1943年10月出生，活了不到一岁。二姐叫进步，1945年8月出生，去世之时两岁多。荣华大姐和进步二姐离世，后来一直是祖母心中的一个结，也是母亲心中的一个结。”1947年农历六月，迟进军出生，在大军南下到达镇江句容时，他已经开始记事了。之后他的三个弟弟相继出生，分别起名建临、海军和陆军。

自打迟进军记事起，就没有看到过父母吵架红脸，“几十年中，家庭也曾经遭受过巨大压力，文革还遭遇家破人亡的变故，他们夫妻之间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和见解，但是他们从来不情绪化解决意见分歧，都有一种处变不惊的镇静。可能是在战争中经历了多少次生死考验和战火洗礼，练就了他们这种大气。”

在迟进军的心目中，父母都很有素养。虽然都是农民出身，但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粗话，也从来不打孩子，然而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1962年冬季，迟进军14岁，住校，周末回到家里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到保姆准备洗衣服的大盆里，迟明堂看到了，把他和11岁的二弟叫到跟前说：进军，你已经14岁，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我12岁就去当小伙计，在饭店里干活，不仅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家人。从今天起，进军，你所有的衣服要自己洗。建临，你11岁了，手帕和内裤要自己洗。你们要懂一个道理：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靠自己，要会劳动，不能靠父母，也不能靠其他人，不能好吃懒做，如果你们不爱劳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那你们将一事无成。在父母的教育下，兄弟四人都成长为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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