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戒与丝路文化 □段宗社

唐僧是沿着“丝绸之路”展开其西行取经旅程的，所以唐僧西游传说及据此创作的小说《西游记》可以附会到“丝路文化”中。本文刻意把八戒牵扯进“丝路文化”，主要是有感于历来丝路文化的阐释和研究中的一种不足：即注重历史实证内容而忽视了民间想象的开拓；注重宏大的政治经济内容而忽视了对审美文化的开拓。小说《西游记》显然是丝路行旅传说最杰出的书写，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早已淡出了丝路文化的范畴。一方面固然由于这部小说巨大的艺术魅力，使其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学艺术文本，形成一种独立的《西游记》文化研究类型；另一方面也因为历来丝路文化的研究和阐释注重实际的功能性元素的开发，而忽视了想象和娱乐性元素的阐释。这样，八戒之于丝路文化而言，自然就显得突兀而牵强。本文把八戒纳入丝路文化的范畴，实则强调，在丝路文化的拓展上，还有一个审美的和娱乐的维度。

贞观初（公元627年），玄奘随商人往游西域，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的时候，取经者只有唐玄奘一人。九世纪下半叶李亢所编的《独异志》里有玄奘入维摩诘方丈室题壁、玄奘摩顶松和罽宾国（在今克什米尔一带）老僧口授《波罗密多经》等故事，这时还只是玄奘一人。团队的形成开始于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话本大概是北宋时期所作，因为此话本中唐僧取经所回的京城不是长安，而是北宋的首都汴梁（开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有孙行者和沙僧的原型。孙行者是一位白面书生，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一路斩妖除魔，对取经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沙僧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称“深沙神”，是吃人的河怪。这次受唐僧感化，化作一座拱桥让唐僧一行七人过河。如果《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作者是位文人的话，应该知道《旧唐书·玄奘传》《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前代史料。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并不在意历史真实，而是对民间想象所形成的传说情有独钟，这样，取经故事就成为了具有神魔色彩的民间形态。中国是世界上传说最多的国家，从西汉刘向的《列仙传》开始，到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中国文人一直热衷于记载神怪故事，像唐人小说、宋人说话、明清拟话本、文言小说、章回小说则进一步演绎了这些故事。世界各民族关于长途旅行有不少传说，可以将此类定名为“行旅传说”，其基本情节模式是与异域魔怪斗争，像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便属于行旅传说的戏仿形式。迟至北宋，唐三藏取经的事迹已逸出历史范畴，而进入民间想象，从而形成中国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行旅传说。显然，除妖者孙行者和挑担者沙僧是这个传说的基本元素。

行旅传说基本元素即克服路途的种种阻碍，孙行者和沙僧都是克服阻碍的功能性元素。一切传说系统的早期元素都是功能性的，即具有直接克服行旅阻碍的功能。而后期元素的功能性特征则不断递减，娱乐性特征却在递增。

尽管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猪八戒是在孙行者之后、沙僧之前加入取经队伍的，但在民间传说中，猪八戒是最后到来的一位。元人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便遵照了这一次序，猪八戒成为取经队伍中最后到来的一位。《西游记》杂剧共六本24出，收服猪八戒是在第四本。与吴承恩《西游记》不同的是，杂剧中的猪八戒不是由孙行者收服的，且八戒的本领不在孙行者之下。这显示，杨景贤给八戒也赋予了与孙行者一样的降妖除魔功能。不过，剧作家同时也保留了八戒身上的某些喜剧元素，说他“生的喙长项阔，蹄硬鬣刚……仔细看来，是个大猪模样”，这样的模样却一心想娶人间美妻，显得十分滑稽；由于悟空的存在，猪八戒降妖除魔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展开。

到明嘉靖年间吴承恩的《西游记》，猪八戒的角色功能与悟空有了明显区分。悟空继续执行行旅传说中降妖除魔的功能，而猪八戒已经从这一功能中退出，专门承担非实用的逗趣性功能。《西游记》中，作者对孙悟空当然是极尽笔墨，安排前七回专门写神猴出世和大闹天宫。而从十八回“高老庄大圣除魔”开始，作者对猪八戒则展开了妙趣横生的书写，悟空也对八戒极尽挑逗之能事，令猪八戒的憨态表现无遗。就取经之现实目的而言，猪八戒价值不大，猴哥一个就完全可以保证取经成功。但别忘了《西游记》是文学著作，是小说。我以为，没有猪八戒，《西游记》最多只是《封神演义》之流的神魔小说，难进“四大名著”之列，换句话说，猪八戒是小说《西游记》中最具文学性和审美功能的角色。小说是各种功能元素的聚合体，如果说孙悟空主要以他的无边神力带来克服困难的喜悦感和成就感，那么猪八戒则主要以他的呆、憨、懒带来浓郁的幽默效果。取经队伍中唐僧只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符号，悟空是个打打杀杀的行动者，沙僧是挑担者，他们三位都具有现实功能，按照理性原则行事，并不像猪八戒那样适合具有喜剧性情。吴承恩对孙悟空、沙僧、唐僧很少采用心理描写，而独独对猪八戒却用了心理刻画笔法。如第三十回，三藏逢灾，小龙战败。“（猪八戒）从离了沙僧，一头藏在草科里，拱了一个猪浑塘。这一觉，直睡到半夜时候才醒。醒来时，又不知是什么去处，摸摸眼，定了神思，侧耳才听，噫！正是那山深无犬吠，野旷少鸡鸣。他见那星移斗转，约摸有三更时分，心中想道……”小说通过精彩细腻的细节和心理刻画，呈现了猪八戒富有喜剧性的性情趣味，成为《西游记》中最富魅力的艺术元素。

取经故事由史实向神魔小说的完成，可以视为是自由的想象性境界的实现。丝绸之路作为历史遗迹，“丝路”已成为一种文化记号，记录着自古及今的文化现象和想象。丝路文化的未来走向，必然如唐玄奘取经的历史故事到《西游记》神魔故事的演进方向一样，进入一种文学和想象的领域。鲁迅说：“（取经）似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渐渐演成神异，且能有条贯，小说家因亦得取为记传也（《中国小说史略》）。”在猪八戒到来之前，唐僧取经传说已完成了现实布局，猪八戒的到来，意味着这个传说向文学境界转进，人们将要享受取经行旅中妙趣横生的喜剧性了。那么，丝路文化（或其中的某些元素）有没有可能也被演绎成某些妙趣横生的东西？这是值得期待的。现代影视传媒为民间想象提供了合适的载体，王宝强主演的《大闹天竺》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重新想象西游故事的成果。“丝绸之路”将不再只是古代运送丝绸等物资的通路，而应成为故事与想象展开的场域。文化部门不仅要拍摄一些沿路风光的纪录片，而且要积极推动故事片、电视连续剧的制作，推动想象文化形态（如小说、散文）的创作。惟其如此，丝绸之路才能成为鲜活的精神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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