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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跨国比较评价追问的建设性意义

来源:济南日报 2020-07-14 11:44   https://www.yybnet.net/

欧美国家应该按照世卫组织提出的“检测每一个疑似病例,隔离和处理每一个确诊病例,追踪并隔离每一个密切接触者”原则,并参照目前取得成功经验的国家案例,做最大努力的尝试。

牛津大学社会政策和循证干预系博士生张予曦在澎湃新闻刊文说,身为选择留守伦敦的中国学者,我对我国在预防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十分的佩服和骄傲。在近期与身边的西方朋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中,始终绕不开的是比较中国和欧美国家在疫情之下迥异的防疫策略,以及对比不同决策背后的政治体制、治理手段、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等。各方观点主要分布于“欧美国家应该借鉴中国经验”“怎么还不借鉴中国经验”“不借鉴中国经验是不是傲慢与偏见”“欧美国家有没有借鉴中国经验的客观条件和可能”“防控疫情好不好的评价标准及该标准是否合理”;而结论集中于微观至措施、宏观至体制的优劣之辨。从一个公共讨论的参与者角度来看,我认为欧美国家应该按照世卫组织提出的“检测每一个疑似病例,隔离和处理每一个确诊病例,追踪并隔离每一个密切接触者”原则,并参照目前取得成功经验的国家案例,做最大努力的尝试。从知识传播和公共监督的角度来说,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及时的追踪、比较、评价和追问,具有重大建设性意义。也就是说,“借鉴中国经验”的话题应该继续下去。

社会和政治学科的研究,往往无法摆脱“事后诸葛亮”的桎梏,对于目前我们和衷共济的疫情危机的指导意义有限。但是,“借鉴经验”不仅要借鉴成功国家,更要借鉴历史的经验。诚如钟南山院士指出的,2003年“非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我们时时温故当年的“错题集”,对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或许就能处理得更加从容一些。正如新冠肺炎疫苗的开发研制工作,基于其研究周期,不一定能用于扭转本次全球大流行大趋势,但对于迎接未来的挑战至关重要。因而,事后持续、系统地科学研究不能停下脚步。

对抗击疫情的跨国比较时,容易陷入的一个逻辑误区。比较的出发点是基于差异性。如果我们把不同防疫政策作为“输入”,不同防疫效果作为“输出”,那么至少二者之一呈现差异,才有比较的价值。当前一个很大的争议在于,各国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各自比例及增长速率是否具有可比性?举例来说,有的国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病毒检测,比如韩国和德国;而有的国家只对于医院收治的重症患者进行检测,比如英国。如若直接比较这些国家的防疫效果,显然从确诊人数上英国占了便宜;但从死亡率上来说,英国又是扭曲的偏高态,因为该比率的分母,即确诊人数大大低于实际患病人数。

一些讨论对上述差异采取了实证主义的理解,把它们作为政策效果,即“输出”的测量手段。如果所有国家采用统一的诊断标准,数据口径统一,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即使目前数据口径不统一,随着数据的丰富,事后是可以进行一些标准化处理的。比如,我们可以认为英国的死亡人数相对来说更可信,因为数据虽有一定延迟,但每一个死亡案例都会登记在册,事后也会查漏补缺。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与英国人均医疗资源近似、资源负荷度相似、人口年龄结构近似,且进行了大规模人群检测的国家的死亡率作为参照,推算英国实际的感染人数。借由调整后的“输出”数据,来比较不同国家政策的效果。

另有一些讨论对于数据口径的差异采用了建构主义的理解,他们认为不同国家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有意地选用了不同的数据口径,从而去引导媒体舆论,或者公共讨论,进而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这里数据口径的差异不再是对政策“输出”进行测量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政治选择。它本身是因,又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诸如某一政党或者候选人支持率或选情的变化,又或是某个国家民族主义演进的态势。

严格地说,这一讨论已经超出了防疫政策及其效用的比较研究范畴,而是不同国家舆情管理和危机公关的比较研究。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研究问题,需要求证完全不同的因果链条。假设选择数据口径是一个政治考量,那么信息统计公开的方式是“输入”,而“输出”是某个利益集团的政治收益。可以说在这一因果链条里,新冠肺炎疫情并非其讨论对象,而是讨论背景。进一步来谈,不同国家的确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且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治需求,典型的比如美国大选在即。但我们不能因为二者同时存在,就认定他们存在相关性,甚至具有因果联系。这是一种合理的假设,但需要证明或者证伪。如果不加以实证研究,就会陷入臆想,乃至“阴谋论”。研究者不应该满足于提出假设,而应该阐释机制。

我们最急需的证据是哪个政治主体,出于什么动机,采取了什么手段,作出了什么决策,采取了什么行动,产生了什么效果。这一方法论更像是警察破案,要寻找单一案件中关键证据来构建证据链;比较两件不同案件,可能会给侦破工作带来启发。当然,在个案分析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对于“操控数据模式”这一决策(如确有)所蕴含的政策和伦理价值进行评价,但我们应该警惕建立在未经证实的因果假设之上的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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