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流境内出土的“北流型铜鼓”特点

北流型铜鼓是以北流境内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器型而得名。据不完全统计，北流型铜鼓在国内及东南亚地区出土150多面，而北流境内出土有明确记载的共50面，其中现藏北流市博物馆33面、广西民族博物馆9面，另有8面去向不明。从以上馆藏铜鼓看，其铸造年代上限在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或更早，下限可能到公元八世纪的唐代。

北流型铜鼓以高大著称。原存北流六靖水埇庵、现藏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大铜鼓，面径165厘米，残高67.5厘米，足径144厘米，重300多公斤，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大的一面铜鼓，被誉为世界“铜鼓之王”。相较其他类型的铜鼓，北流型铜鼓有几大特征：一是形体硕大肥重；二是鼓面伸出鼓颈之外，边缘有垂檐；三是胸壁斜直外凸，最大径偏下；四是鼓足外侈，与面径大小相若；五是鼓耳结实，多为圆茎环耳；六是太阳纹圆凸如饼，以八芒居多；七是装饰纹样以蛙纹和云雷纹居多。

一、北流型铜鼓的主要纹饰。北流型铜鼓的纹饰主要有蛙纹和云雷纹。蛙纹多环饰于鼓面，常见单体立蛙，亦有上下累蹲蛙。青蛙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图腾形象之一，与数千年来漫长的农耕社会深切相关，因为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古代，祈求风调雨顺以及人口更多的繁衍，无疑是先民虔诚祈盼的首要事情。出于对青蛙具有唤雨神通和强大生育能力的原始认知，古代先民很自然地把青蛙神化并将其作为图腾膜拜，这或许是传说中的女娲氏将蛙图腾作为部族标志的原因所在。云雷纹包括云纹和雷纹，前者是指一种自中心逐渐向外展开的单线旋出图案，后者是指几层菱形相套叠的回形图案，云纹和雷纹有时很难严格区分，因而常被合称为云雷纹。我国古代，云雷纹象征着圣人的“恩泽”。在商周青铜器上，云雷纹只作为衬托主纹的地纹出现，很少单独施用。而北流型铜鼓上的云雷纹则是主导纹饰，它们密布于鼓面中心太阳纹的周围，象征着云雷与太阳光体共存于天际，应是南方民族对云雷崇拜的反映。

二、北流型铜鼓的族属。据考证，北流型铜鼓与灵山型铜鼓上的连钱纹、席纹、水波纹等与黎族妇女文面的小花纹形状相近，说明黎族先民俚人是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的主人。当然俚人也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鼓上大量铸印钱纹就是证明。两晋至隋是俚人铸造铜鼓的鼎盛时期。到了唐代，在岭南设五管经略使进行直接统治。而容管治所正设在北流型铜鼓分布的中心。封建王朝统治的进一步融合，逐渐使铜鼓失去了原来作为部落首领的权威地位而走向衰落。可见铸造和使用北流型与灵山型铜鼓的民族，应为乌浒人及其后裔俚人（俚僚、夷僚），后来他们发展成为岭南壮族和海南岛上的黎族。

三、北流型铜鼓的铸造遗址。《旧唐书·地理志》载：唐铜陵县，汉属合浦郡，“界内有铜山”。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于今广西北流、容县一带置铜州，乃缘于州境出铜。铜州故城，在“今县治东二里金龟山下。”民国二十四年修纂的《北流县志》称：“铜石山，县东二十里，层峦耸秀，石皆紫色，南面整齐无边，亭亭如伞，又名朗伞石。……唐初建铜州，是从此山名之，洵县城下游之砥柱也。”现北流县城东北13公里的铜石岭，就是县志上的铜石山。考古调查，铜石岭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古代采矿冶铜遗址，遗址分布在大铜石岭、小铜石岭和会岭台山约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铜石岭山麓下的大小山坡上，到处散布着炉渣，还有不少残炉壁和残断的鼓风管。铜石岭遗址发现的木炭，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测定，其树轮较正年代为距今1910±90年，加上灰坑中出土的水波纹、弦纹陶器，双耳白陶罐、青瓷器，说明铜石岭冶铜遗址的年代是西汉至唐代。综上可断，北流铜石岭在西汉已开始采掘冶炼铜矿，大约东汉、南朝时期处于鼎盛。北流铜矿冶炼的时代正好是北流型铜鼓大量铸造、流行的时代，它的兴盛繁荣应与俚人铸造北流型铜鼓直接相关。

四、铜鼓的社会功能。据研究，岭南地区的古代骆越人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先民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心铸造铜鼓，自有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1.乐器。我国古代文献称铜鼓为“蛮夷乐器”。《唐书·南蛮列传》载：东谢蛮宴聚时“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太平寰宇记》云：岭南夷人，“亲戚宴会，即以匏笙、铜鼓为乐”。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称“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直到现在，广西及西南地区的壮族、苗族、布依族、彝族以及水族民间仍以铜鼓为乐器。此外，铜鼓还作为礼器用于祭祀娱神，除唐宋诗词多有记载外，现在广西天峨、南丹、东兰等地壮族的“蚂箉舞”中仍有敲铜鼓以娱神。

2.权力和富有的象征。《隋书·地理志》云：“有鼓者，好为都老，群情推服。”《续资治通鉴长篇》言：“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明史·刘显传》称：“得鼓二三，便可潜号称王。”可见铜鼓的拥有者皆为社会地位尊贵及富有者。现在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些壮族民间，仍把祖传铜鼓视为财宝，传给子孙后代。

3.指挥信号。《隋书·地理志》云：岭南俚人“欲相攻击，则鸣鼓，到者如云”。到了明代，四川南部的都掌蛮仍靠铜鼓来集合部众，指挥军阵。谈迁在《国榷》中说：“始出劫，必击鼓高山，诸蛮闻声四集”。由于人们崇尚铜鼓，而且其音质雄浑，响彻山谷，故被用做指挥信号。凡遇战事，双方都很重视铜鼓的争夺。传说宋代农智高守卫昆仑关时曾经用铜鼓指挥部族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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