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冯子材三十三岁投军,到八十六岁病逝军次,五十多年,每一天都奋斗在“灭尽诸丑”的铁血烈火之中。
他要灭尽的“诸丑”,其一是太平天国和两广天地会农民起义;其二是官场上的贪偾玩误者;其三是外寇入侵者(因篇幅所限,这一内容拟作另文《镇南关大战》)。
先说其一
冯子材一投军就以凌厉之势,开剿两广天地会农民起义,剿博白刘八,剿高州凌十八,剿信宜何名科,然后奉命北上,转战湖南、湖北,直抵江南,剿办洪秀全发匪,历时十四年,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江左军务大定”,次年冯子材便以广西提督受两广总督奏留广东,督办东江军务,歼擒王狂七、独角牛等匪,事靖,方赴柳州本任。先在桂黔边境评定苗酋姚大之乱,然后两路进攻桂西南,次第攻克龙州、归顺、安德、三台山,败巨匪吴亚终于凭祥、彬桥。随后,从1869年至1881年,清军五次出关追尾各匪以予剿办,冯子材三次亲临锋镝。
至此,历三十余年,风起云涌的两广天地会农民起义也基本平息了。中法战争之后,冯子材又以钦廉提督镇守边境,各种匪乱更一度偃旗息鼓。
于是,曾经,一些史家,在谈论冯子材时,其主流论调多是:冯子材一生,只有中法战争的镇南关谅山大战是正面表现,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列强的反抗,能充分地表现他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优秀的个性品格及战争的智慧和艺术,从而给予崇高的评价,大颂特颂。除此以外的冯子材,竟就是镇压农民起义魔鬼般的反面形象。是“背叛阶级兄弟”“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双手沾满农民起义的鲜血,犯着“严重罪行”的罪人。
根据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588页,1967年11月湖北印刷)
很明显,毛主席所论述的“农民起义”,只是综观三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在宏观上,在广泛意义上,即在没有具体指定对象的一种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性概念,更没有指明,冯子材所面对的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农民起义”,更没有说到李扬才等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反叛。
的确,花去了清廷十四亿两国库白银,维持时间长达十四年,波及十八省的战争,太平天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清政权生命的元气将已为此损耗殆尽,虽然皇帝的殿座仍坐着爱新觉罗氏,但朝代生命的按钮已经操在汉族大地主们的手上,游丝仅存的满族皇权已名存实亡。这大概就是太平天国宏观上广义概念上的“真正的”历史动力意义。
具体指定意义的呢?乡村教师小知识分子身份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发动、组织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军;以大地主、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官僚身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冯子材们则以忠君爱国、征剿发匪的名誉发动和组织了同样是农民为主体的湘军、淮军、萃军。这一场猝然而起、名副其实的“农民与农民的战争”,且不说造成了整个国家民族多少生命财产、社会经济、传统文化难以估算的极大破坏、极大损失和极大摧残,严重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正是西方列强狼嗥虎嚎的时候,太平天国一引巨爆,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已没有力量和心绪去应对“瓜分”危局了。于是英法联军乘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一炬为灰;沙俄随即强占了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日本吞并了我属国琉球;英法相继侵略了南亚、东南亚……
这是多么不堪回首的永远国殇!
太平天国背负的是永远追付不了的“国罪”!而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冯子材们的农军,与洪秀全的农军谁军更“义”就不言自喻了。
再说天地会农民起义。天地会据说创立于康熙十三(1674)年,起初活动于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和台湾等地,嘉庆道光年间,两湖、两广多次爆发武装起义。
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很得下层劳苦大众响应,蔓延很快,各种支派名目很多,小刀会、红线会、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等等,三五为帮,百十为群,或良或莠或义或盗。《钦县志》载,钦州天地会活动始于清道光二十七(1847)年,但实际上,广州至钦州沿海,暗涌早就开始了。
受太平天国影响,两广天地会农民起义快速推上了高潮。但这时,不少武装起义已很大程度被某些落魄文人或地方豪强利用,“打家劫舍,所至残害,公私财产,荡然一空”,以至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的冯子材,也惨遭绑架。
这里有几个关键的概念:原始形式、宗教迷信、落后组织、盲目破坏、有的变成反动的力量。
冯子材四岁丧母,十岁丧父,十五岁老祖母也去了,家中一贫如洗。青少年的苦难这时已经首先奠定了他对乱世的极度厌恶、仇恨。及至被天地会的“农民起义”“伙党”劫去,“朝夕勒赎,苦不堪言”达二十余日,他的厌恶和仇恨心理更是产生质的突变,对着这些“反动的力量”,从此下定决心:“倘得见天日,誓必从军,灭尽诸丑。”从此以后,串越了他整个生命的战斗旅程,成为他人生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的核心性内容,成为他英雄性格的总调子。并从个人的复仇目的,很快扩展成为对人民的、社会的和国家、民族的追求。
果然,很快,他便投入清军,贡献出他全部的智慧、全部的刚烈和勇猛。
再说其二
在镇守镇江时,冯子材对所率领的将官的管理十分严格:计有都司田镇武以军前畏葸而正法;游击朱得保以藐玩军律而参革;总兵苏如松、副将文汉章以阘冗萎靡同参革;游击滕代伦、都司李占春以约束不严,摘顶戴;副将陈昌远以惬怯、参将黎致复以病弱,张喜春以颓废而休致;营务处雷凤翥以挪移公款三百虽旋归还而发遣穷边。
于是以“执法如山令行如水”,使“东南商民倚为长城”。
1865(乙丑)年,“时南(宁)、太(平)、泗(城)、镇(安)等府,股匪林立,经年不治,子材以为赏罚不行之故。曰:“桂兵数十营,勇额亦数万,悍将以挟制为护符,疲卒以失律为常事,不肖之员,乘机夤缘,售其肤诉,执法大吏,往往为所转移,圆融回护,故玩寇骄兵,老师縻饷。”于是,“疏请严申军纪,有贪偾玩误者,文员六品以下,武员四品以下,军前正法,许之。”许之,就是说,朝廷对他严申的疏请批准了。
于是,“首斩地痞曾三妹,劾尚贪营私不听札调之游击何元凤,劾贿贼复城之道员贾远琎,劾唆勇闹饷之都司赵佐清,劾吞饷私税之太平府知府徐延旭……”
关于何元凤,根据冯子材的揭发,朝旨准将他予革职拿问:“交提督严讯,而桂抚张凯嵩却延而不提解。”冯子材“严申军纪”的目的马上遭到破坏。
不久,张凯嵩升任云贵总督,冯子材尾追不放,直指其高位,向朝廷劾他“平日贪婪,官民交怨,拥资百万,请饬罚银圆充饷。”
关于覃远琎,冯子材在接统他的部队时,查得“该道所克之归顺州城,乃系贿贼而得,并非力取,其军中各营,还纵兵为匪。”
关于徐延旭,都启模的《冯宫保事迹纪实》就记述着徐延旭所部“勇多缺额,且又私设厘卡,抽取各税。”冯子材便在同治十年(1871)《特参知府劣迹折》奏曰:“广西署太平府知府兼理龙州同知徐延旭,将回籍降人驱逐出关,致使受抚之周仲汶等,仍附苏国汉等,复在越南滋扰;且纵勇通贼,抢掠夷人财物;虚开勇额,冒领饷糈;该员于所属境内私设船埠,每年所获不下万金;其幕友包揽土官,贩卖人畜分肥,徐延旭明知故纵,并滥保官亲家丁等情事。”
冯子材由于要“严申军纪”,在生死交关的重大问题上参劾何元凤、覃远琎、徐延旭时,屡“战”屡败,从此不但结了仇恨,也和张凯嵩、苏凤文、刘长佑这些高官还有下文所提到的赵沃、党敏宣、黄桂兰和背后的新任巡抚和两广总督刘坤一、张树声等都结下了深怨。这些两广、云贵的高官就不断地对冯子材攻击。刘长佑上书,说他虽然“果于任事”,却“暗于察言”。
冯子材不服,又上奏,却被朝廷严厉训斥。官场诡诈,宦海险恶,冯子材或许毫不知晓?冯子材一气之下,马上“引疾”“卧病不能视事”。
及至李扬才反叛,赵沃、党敏宣率军征剿,新街一仗,却被李扬才打得大败,两广总督刘坤一就“以冯旧部,逼冯讨李。”冯一到前线,就听说赵沃、党敏宣“纵贼冒功”,查实之后,明知赵沃是刘坤一的心腹旧部,也毫不犹豫,即时联合新任巡抚杨重雅“首劾之”,刘坤一当然愤怒,竟然就参桂抚杨重雅及冯子材,使杨“去职”。征剿中,因“夏潦疠疫”,军中十之三四患病,子材亦病,广西巡抚主张可以“缓剿”,冯子材只好暂停进剿。不料刘坤一却以此诬冯子材“悲怀狐兔”“屯兵不进”。冯子材只好“抗章”“自请议处”,并直指制军(坤一)“庇纵属员”。
冯子材与这些统兵大员、封疆大吏们相互攻讦已到了撕破脸皮,互不相让的胶着状态白热化的程度了。直至朝廷不得不“调坤一改督两江。”
从1865年到1884年,二十年间,我们不难看出,冯子材先是面对广西军政官场的贪偾玩误,不断地进攻,却不断地遭挫,对手们纷纷升官,于是,他面对的便是从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及其势力所及的一个庞大坚实的官僚集体,和这个坚实集体背后或中央或各地的大量支持者。十年后,1884年,徐延旭更是一路顺风,五月,以广西布政使之职督师关外,俨然已成为冯子材的顶头上司,十月,更正式接印升任广西巡抚。
冯子材只好从先是“卧病不能视事”,至此,升格为“坚请开缺”,谁知这一长期(前后五年)“引疾”,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广西巡抚刘长佑抓住时机,马上安排他的亲信“接统边军,办理边防。”
随之而来,冯子材手下的忠勇战将们便顺理成章遭到排斥。李扬才首遭厄运,自然被逼离开军伍,然后到处求职,受尽白眼恶语。
李扬才曾是冯子材的贴身爱将,随冯子材在镇江抵抗太平军,后转战两广征剿农民军,积功被保荐至遇缺尽先题奏总兵俊勇巴图鲁提督街。1878年八月,李扬才反叛入越称王。他自称是越南李氏王朝的后裔,这次率军入越,是要向越阮索回祖业。在赵沃们被李扬才打得惨败后,十一月二十九日,冯子材奉命从提督开府地柳州起程至龙州接统军,于次年正月初出关征剿李扬才。即便是冯子材,也经过四个月的鏖战,最后才攻破了李扬才根据地者岩。李扬才只率九名亲信逃逸,不久又被剿杀六名,生俘一名,只剩三人走脱。又经五个月搜捕,九月初三午刻方就擒,验明属实解往桂林省城正法。
冯子材这一场官场格斗,其惨败之状令人扼腕。当他不得不以“引疾”让“出军权”给对手之后,反而给了“贪偾玩误”横行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一“让”,还迫反了李扬才。李扬才翻天覆地的叛乱,给中越社会造成多少灾难!且不说劳师靡饷,当冯子材亲手把他的爱将、亲密战友推上断头台时,他有多少不可自谅的心债!
但历史仍然把中法战争的残局交还给冯子材。镇南关谅山一战,立下了中国近代史反侵略战争无可匹比的勋绩,从而在中国历史尤其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殊荣,引来了朝野间超越国界、超越时空一代代极尽溢美的赞颂。
为着这“灭尽诸丑”,冯子材穷其一生拼杀,左右出击,他的目的是什么?
国家稳定、社会安宁、人民安居!
临终时,他在遗言中叹息:“每念时事之多艰,不知金革之可避。”企盼着“削平小丑,下安边氓,上慰宸衷”以期“恢宏中兴之大业”,最后“药乃无灵,丝息仅属”,不得已向皇上叹道:“犬马之报,待以来生。”把他的无限遗憾,还是定格在无限星散、混乱、耻辱、血腥和黑暗的中国近代史百年苦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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