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花里的浓浓年味

单振国

陕北榆林、神木一带把剪纸俗称“窗花”。每至年节，是这里妇女们普遍时尚的传统技艺。榆林窗花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据考证，与该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有异曲同工之处，其雏形可追溯到隋唐。窗花滋生于黄土地上的民间巧妇，初为装扮鞋帽、点缀衣裙，后发展到以纸代绸、美化窑洞窗户，以营造喜气、避邪禳灾、渲染年节、表达心愿，并逐渐形成了今天较完整的剪纸艺术。

“女子生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过去的陕北贫瘠闭塞，属苦寒之地，可这里的人想象丰富，有情有爱。一片纸、一把剪刀，就寄托了女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对爱情的无尽遐想和对生命的无限描绘，创造出这充满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剪纸艺术。榆林窗花主要以五彩釉光纸剪制，多取红、黑，也夹粉、绿。剪制方法一般采用剜纸剪法，以熏样留传，民间称“替样子”。内剪线条以月牙流水纹、锯齿行云纹居多，外线多以无边或圆形花边为主。榆林窗花线条流畅明快、连接缜密，图面美观生动、意态丰盈。榆林窗花取材广泛、内涵深厚，一般分单幅和多幅。单幅可大可小，组剪多为四幅八幅。经过数代人的精心培植，现已形成了“人物故事”“花鸟鱼虫”“十二生肖”“红红火火过大年”“黄河儿女”等多类传统品牌，广为流传。

“人物故事”多取材神话和古典故事，如哪吒闹海、竹林七贤、孟母三迁等。其中以神荼郁垒、山神土地来避灾驱邪，以八仙过海、二十四孝来劝善尽孝。它暗喻着人们对天地的敬畏，对生活的祈愿，对人性的修缮。现代榆林人物剪纸多以金童玉女、村姑山娃为表现对象，他们或赶鸡骑驴、或攀龙附凤、或牵牛擎虎，都张扬着一种美好的情愫和悠远的玄秘。榆林人物窗花讲究衣冠取人，突出表现人物的打扮、情态、动作、神采，用绘画中的近点素描来勾勒人物的形象，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

“十二生肖”造型美观灵动，形象丰满夸张，神态憨拙逗人。它吸收了书法中变体、雕塑中抽象的特点，使其具有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神木北部妇女创作的这一系列剪纸艺术品，还兼容了游牧文化、宗教文化的元素，给图面平添了旷达淳朴、能歌善舞、民族融合的草原气息。

榆林一带流传着这样的风俗：媳妇生娃娃，孩子刚刚落地，婆婆就要拿起剪刀，三下两下，剪出一串纸花。生男娃剪葫芦，葫芦层层相套，颗颗相连，意喻着绵绵瓜瓞、子孙不断。生女娃剪牡丹，牡丹娇娆，艳丽夺目，意喻着朵朵繁盛、雍容富贵。榆林窗花中的《绵绵瓜瓞》，同样嫁接了这种吉祥祈福的传统理念，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永恒崇拜。

“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在我国民间多为祥物。榆林窗花中的《花鸟鱼虫》同样表达着这样的意蕴。雄鸡报晓，紫燕搭月；娃坐莲花，石榴结籽；鸳鸯戏水，双鹊衔梅，是榆林窗花中的一大主题。“水流花香鸟鸣幽，风摆柳绿鱼跃波。”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都激发着陕北剪纸艺人的无限想象、对精品的不断追求和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憧憬。

榆林传统窗花对春节的描绘极其细腻生动。大红灯笼挂起来，大红对联贴起来，大红窗花亮起来，红红火火过大年。锣鼓喧天，龙灯翻飞；彩绸飘扬，雄狮起舞。爱在这里洋溢成缤纷的图案，情在这里夸张成沸腾的故事。“红伞伞抖动绿伞伞转，十七八的女孩搬旱船。”方寸之间，片幅之中，已是一派热热腾腾、红红火火的过大年场景。以其生动的象形、张扬的风格、浪漫的情状，把陕北剪纸对节日的描绘推向一个较高的艺术境界……榆林窗花在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手中不断创作着、传承着、发展着。闹红时的《红色岁月》，抗战时的《送郎参军》，大生产时的《兄妹开荒》，解放战争时的《支援前线》，现在的《小康之家》《美丽村庄》《新丝绸之路》《中国梦》等，都显示出了清晰的历史与现实足迹，成为民间永恒的记录。

小小的陕北窗花，却是大大的天地、红红的日子、火火的爱情。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作家丁玲，诗人艾青、李季，画家古元等，在榆林地区采风时就搜集了不少窗花，并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窗花集《西北剪纸》《窗花：民间剪纸艺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榆林地区的定边、靖边两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剪纸之乡”，陕北榆林窗花不但走进了北京的中国美术馆，而且还走向了海外，向世界展示出了这一陕北民间艺术奇葩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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