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缘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吐不快

致 远

据《南国早报》报道，近日，陆川县一名车主领取自家被扣押的事故车辆时，停车场要求缴纳5000多元停车费。通过找人疏通，他最后交了3000元才把车开走。另外，陆川县物价局表示，近段时间已接到多名车主的此类投诉，工作人员也曾致电当地交警部门沟通，指出这笔停车费不应该由车主承担，但没有下文。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对查封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第三人保管，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陆川县交警部门让车主自行缴纳被扣押车辆停车费，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行政强制法》已颁布4年有余，然而，类似陆川县交警部门这样的“违法执法”现象却并不鲜见，甚至是常规做法。因收取车主扣车停车费产生的行政纠纷也屡见报端。作为执法部门，如果说交警不懂法，恐怕很难令人信服，那么，许多地方的交警队明知违法而又强行为之，其中原因究竟何在？

从报道来看，交警方面确有“苦衷”。比如陆川交警就表示，知道这笔钱不该由车主承担，但财政不拨款、单位又没有相关经费，所以只能让车主掏钱。由此看来，执法部门是在有限的条件下，不得不通过变通的做法来保证执法。然而，交警虽然是“依法扣车”，却“违法”让车主付费，用违反一项法律条款的行为来保证另一项法律条款的执行，显然不可取。

仔细分析，执法部门置《行政强制法》于不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一些行使着公权力的行政执法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执法对象仍存有居高临下的支配意识，视其为“软杮子”，随意拿捏。而让官方掏腰包为违法行为埋单，在一些人看来，是权力受到“冒犯”的做法。

其次，这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了权力寻租的“交换游戏”。“指定停车场”高得离谱的收费，令人不得不怀疑两者之间存在某种“默契”。实际上，某些行政执法部门和受委托社会机构之间的利益往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此事例中，仅凭一个电话就立减2000元的“优惠”，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收费标准的“可操作性”。这几年，“天价拖车费”被曝光、车主打官司讨说法等事件频频发生，也是牵涉交警，其与道路清障施救队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已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总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病因在于，对权力予以约束的法律制度逐步完善之后，某些人依然不甘于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牢笼。要杜绝此类现象，需要强化权力意识向法治意识的转变。法治不是一句口号，必须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各环节、全过程。否则，具体的执法行为就会与法治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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