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蹚过黑土洼 □张新元

一脚踏进黑土洼的土地，隐约觉得这块黑黝黝的土地，或许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三十年前的一天，我把帆布背包“腾”地一下丢在场部土黄色的墙根下，呼啦啦冲上来三五个人，从拖拉机上开始搬运我的行李铺盖。那天晚上，我躺在黑土洼俱乐部的地上，身子下铺的麦草垫散发出莫名其妙的霉味，几颗钻石一样璀璨的星斗从俱乐部顶部的窟窿里透出光亮，有几颗星星呢？五十二颗。到现在我还记得。

我和王永生等十几个人同时分配到了农场。散在河西走廊的知青，像蒲公英一样，漂泊在山丹、永昌、民乐三个县城。这三个县城支起了一个正三角形，黑土洼就在这个“正三角形”最长的“边”中间。这是一个在中国行政地图上不好定位的地方。黑土洼的南面是万顷碧草，时有离群马驹子闯入农场。西面是大黄山，山顶积雪皑皑，终年可见。地方有多大，心就有多大，最大的时空，是头顶浩渺的蓝天。

第二天，黑土洼农场的团支部书记带我熟悉周围的环境。

我看见远处低矮的一排土房子。说它们是“一排”确实有点恭维它们了，因为这些房子盖的时候既没有罗盘找方向，也没有一根线从头到尾拉直了各家的屋檐，所以每幢土房都不合群，怎么说是一排呢？它们倒像是喝醉了酒的男人，满足、闲适、疏懒、无奈。在祁连山北麓的田野和牧场，人和家畜进出的路基本都是早先的河谷、水道，而且只有一条。

进入黑土洼的这条路原来也是一条漫无边际的河，修好了路，就在路边修河垒坝，这样“路”和“河”就如影相随。对于大黄山、大马营、鸽墩滩见过青松侧柏的人们来说，白杨树确实是“外来户”。作为它们的邻居，最早的黑土洼更加荒凉，这里只有草没有任何一株高大的木本植物，农垦人在路边种植了两排白杨树，等我这样的知青到了农场，这些白杨树已经有男人的胳膊般粗了。

三周的新鲜劲儿过后，场部的人似乎再也不想和我“客套”了。在俱乐部召开的“农业学大寨我们怎么干”的动员会上，场部的领导在倒数第二段讲话中，把军帽往主席台上一扔，攥紧包裹着红绸子的话筒大声说“同志们，黑土洼就是你们战天斗地的广阔舞台，你们要像白杨树一样，给我在黑土洼扎下根”。听得既紧张兴奋又胆怯害怕。似乎是为了缓解我们知青的紧张情绪，场部俱乐部连续几天放映了《江姐》《红色娘子军》两部电影。

野生的芨芨草远看柔美娴静，走近了倘若用手一捋，用点劲儿的话，能把手掌划出血痕。“好多东西不能随便动，你多看看，问问再说”，农场的人经常提醒我。我慢慢知道了，灰条、马齿笕、索索草这些草都不是好惹的。

第一次光脚蹚进黑土洼农田湿乎乎的地里，原本是要帮助四队的工人捡拾拖拉机后面翻出来的小土豆蛋的，赢得个“积极分子”的名分。没成想被人家狠狠地“吓住”：“记住，这里的土坷垃凉透骨，光脚会得病的！”从此，我不敢轻易脱了鞋子走在黑土洼的地皮上——除了上炕睡觉。

工人们在土炕上划拳喝酒，脱了鞋盘腿坐在那里。

这种火辣辣的、满是人间滋味的生活是从农历八月份开始的。妇女们居然对男人的这样惬意的生活安排持默许甚至是怂恿态度。男人的理由也比较充分，“咱这地方山高皇帝远，男人不喝酒做啥呢？”确实是这样，男人上了炕，如果炕桌上再有了酒，喝得晕天晕地，祁连山就是他们垒的了，心里的各种各样的疙里疙瘩、包括一点点委屈都抛到“爪哇岛”去了。黑土洼的人，喝酒不是不讲究，而是没有办法。于是就地取材，古法酿造，黑土洼的青稞大麦和大黄山的雪水，两者掺和在一起放在高天厚土发酵，时间长了就是酒的味道和模样了，虽然那酒没有品牌、没有生产日期，甚至没有安全质量认证。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金秋开始，男人们在家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划拳喝酒。

我练习盘腿坐炕是吃了苦的。在黑土洼的炕上，你要是不盘腿，那炕上就没有你的位置，更没有上酒桌的资格。“来来，来，出拳！”“哥俩个好啊”“怎么这么好啊”“三桃园啊”“四季彩”“六高升啊”“八匹马啊”，黑土洼的男人划拳声如过山雷，震动地粉皮墙上掉灰渣渣，火炉边的女人们，有人喜欢大嗓门的男人，划拳声响越大，出拳速度越快，她们在心里越心疼这个男人。划拳不行，可以，酒量不行，只能离开这个炕了。夜阑星稀，一直到酒场子上剩不下几个人了，你还能盘腿坐在炕上，你就是黑土洼的“牛”。

后来，在农场学校教数学的王永生在课余时间开始研究“划拳”。他用数学的概率算法摸索“拳”的套路，我给他总结了黑土洼几位“高拳”的出拳路数，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他们出拳的习惯。结果，在那年的中秋节，我们两个“拳打胜家”，把十来个“高拳”汉子“送”下了炕。我们两个坐在炕沿上，王永生一会儿笑，一会儿哭，鼻涕眼泪一大把。他是广西人，他说他想他的爹和娘了。“我要是坐上马车回家，你说得走几天几夜？火车呢？”我听他说。其实我想，根本不是马车或是火车的问题，别看这个只有巴掌大的黑土洼，没有回城的政策，啥车都没有用。

既然回不了城市，就当个种地汉牧马人。我们学会了犁地、扬麦、宰鸡、劁猪、撵狼，也学会了在棉衣领子和衣襟角捉虱子、麂子，在肥沃广阔的田野里驾驶拖拉机。黑土洼的人把马匹作为“大牲口”格外善待，包括喂马在内伺候马的活是匠人活，王永生擅长此道。他告诉我他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准确掌握了场部几匹“大牲口”的食量和催肥马匹的技巧。

夜色中，我们坐在黑土洼某处的地埂子上，看着流星向祁连山东面的山底下滑下去，听着草里蚂蚱的歌唱声，也会被一直夜空中迷途的灰鹤吓得打一个激灵。我高声朗诵韩愈的《马说》，对文言文心有余悸的王永生让我一字一句给他讲“马说的是啥意思”。他就问我“我和你算不算‘千里马’？”我说“你和我最多是叫驴，还千里马呢”，他就嘿嘿笑。

有一次，场部举办“套皮车”比赛，王永生居然得了冠军。黑土洼的人把“马车”叫作“皮车”，是因为一辆马车上配备好多的“皮货”，比如马鞍、马镫、脖擁、缰绳、笼头、鞭子。把两匹、三匹、四匹，甚至五匹马套在一辆大车上，程序繁琐，关键还得精准，比赛的标准是速度和质量。只见王永生不紧不慢地把头马拴在车辕中间，套好后把另外两匹马领到头马左右，给三匹马戴上撅子，捋住马的牙口，顺手绑在一起，打个缰绳扣，然后慢条斯理地做完了所有的动作。一时间，王永生成了农场的明星人物。“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数学几何理论用到‘套皮车’上了”“知识就是力量！”场部领导在表彰会上赞扬王永生，给他的奖品是一个搪瓷缸子。

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庄稼熟了，不能不收。场部组织大家挖土豆。王永生套上皮车，来来回回拉运土豆。马突然受惊了，皮车翻了，重重地把王永生压在沼泽地里。人们慌做一团，把车掀开，从泥坑里捞出奄奄一息的王永生。折了一条腿，王永生被批准提前回县城。回城了多年后，再也没有见过王永生。我无数次在地图上寻找深藏在河西走廊“甘肃农垦黑土洼农场”，也通过朋友圈找寻王永生，始终没有联系到他。直到在卫视节目中看到省上召开扶贫攻坚推进会，一个熟悉的面孔在台上做报告，我才从沙发上跳起来。“对，就是他！”

我和王永生相约了几位当年黑土洼的知青，说要一起吃个饭。坐到一起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这么多年你去哪里了？”我问。皮肤黝黑、两鬓斑白的王永生目光炯炯，“办过猪饲料公司、肉牛养殖厂，说实话，挣了很多钱。但黑土洼对我恩重如山，下半辈子我得报恩啊，这个人生大账难不倒我这个数学老师。我把挣的钱全部投入到山区扶贫了！”

他端起那个搪瓷缸子说：“来，为山区父老干杯！”我记得呢，这个搪瓷缸子虽然掉了瓷，但它是铁做的，是王永生终生难忘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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