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鬼哭》本事考

清顺治四年(1647)六月,在齐鲁大地上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淄川,被高苑布衣谢迁领导的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淄川在历史上虽屡经变乱,但被农民起义军占领,还是破天荒。谢迁攻陷淄川那年,蒲松龄刚好八岁,经历了这场巨变。若干年之后,他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写下了《鬼哭》这篇生动的闻见录(原文参见《聊斋志异》卷一)。

《鬼哭》中涉及了三个真实人物:一是义军首领“谢迁”；二是宅院主人“王学院七襄”；三是寄宿此间的“王生皞迪”。想读懂《鬼哭》,必先从认识这三个人物入手。

义军首领谢迁

谢迁,山东高苑人(今属高青县)。有关他的史料,留下的不多。谢迁起义,发生在清顺治三年(1646)秋天。清顺治初年,因明王朝遗老们的配合,清王朝没有大动干戈,山东就“传檄而下”。清兵南下后,对山东的统治也相对比较薄弱。之后的“扬州十日”、“嘉兴三屠”,无不与一纸“剃发令”有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不能不令孔孟之乡的人们既震惊又愤慨,反对满清政府的暴政,大概是谢迁一伙揭杆而起的原因吧!

谢迁起义伊始,占领了高青的刘家镇；十二月,攻陷了高苑县城,杀知县武振华。清廷急令胶州总兵海时行率兵征剿,谢迁突围,沿孝妇河南下,于当年十二月攻陷新城。在新城劫掠一阵之后,继续南行,最后进入淄川东部山区,占据了桃花山。桃花山位于淄川、益都、临朐三县交界之地,易于啸聚。淄川是鲁中商贾云集之地,自然为义军所觊觎。但淄川石城坚固,易守难攻,区区数千义军,想攻占淄川又谈何容易?可谢迁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淄川,原因何在呢?其中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据清人王培苟《乡园忆旧录·卷七》记载:“初,张相国家在西街,临通衢,小户葬事经过者,前期必启阍人为代禀,然后敢出。有丁姓将葬其父,已告于阍,业许之而忘焉。至期,主人偶闻有哀声过门者。问谁何,阍惧获罪,诿为不知。主人怒,立即喝止。丁姓委柩于路而去,暗勾桃花山贼谢迁围城作内应,故张氏一门受祸最酷……”

这位暗做内应“丁姓”,名叫丁克泽。高珩的《一门三义传》也说:“谢迁寇陷淄城,有丁可泽者,实启门应贼。”有人说丁克泽原是谢迁揭杆时的同党,非也。由《乡园忆旧录》的记载来看,他只是居住在淄川城内的一位普通百姓。他之所以“暗勾桃花山贼谢迁围城作内应”,是因为受到了“张相国”家人的欺压。这位张相国是谁呢?他就是明崇祯十年(1637),内阁首辅大学士张至发。

张至发(?-1642),淄川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曾上疏语刺东林党魁、首辅叶向高,受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青睐。天启三年,请终养。魏忠贤极力荐之,矫旨令吏部擢用。也许张至发看到阉党日子不长了,托言养亲,没有出山。正是这步棋,使他在崇祯朝清理阉党时,成漏网之鱼。明崇祯八年六月,擢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明崇祯十年,晋为首辅。张至发在位期间,庸碌无能,毫无建树,且有党同伐异、营私舞弊之嫌。这自然为朝士所不容,也同时被崇祯帝所冷落。明崇祯十一年夏,张至发“未尝引疾”,忽得旨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四年后,病死于淄川家中。享年七十岁。卒赠少保。张至发兄弟四人,老大献发、老三乘发,均少亡。他的二哥中发,善书法,“通志、郡志、邑志,载在隐逸。”张中发有三子。次子张泰瑞,正是这个张泰瑞因蛮横地阻止了丁克泽的正常发丧,才导致了“丁姓暗勾桃花山贼谢迁围城作内应”,让谢迁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淄川。破城之后,张泰瑞被义军俘杀,时年四十五岁。迨至七月十一日,清兵用炮击破城,张泰瑞年方四十岁的妻子谭氏和次子张谱的妻子高氏,因怕被清兵所掳受辱,才相继悬梁自缢身亡。张泰瑞是因为富不仁,行事霸道,遭义军仇杀。而他的妻子和儿媳则是惮于清兵的奸淫掳掠而被迫自缢。后人往往把二者的死,统统算到义军的头上,显然有失公允。

谢迁攻陷淄川之后,陷于城中的淄川名士高珩、王樛的家族,都没有受到义军的伤害。受到冲击最厉害的是降清后极力充当满清鹰犬的家族。其中,尤以孙之獬家族为烈。孙之獬本人及其子妇、孙子女,在围城后几乎无一幸免。

孙之獬,字龙拂,明天启壬戌(1622)进士。“改庶吉士,馆试第一,授检讨。”明崇祯初年,身在翰苑的孙之獬力争禁毁《三朝要典》,被归为阉党,削籍返乡。清军入关后,他主动剃发,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讲学士。

顺治二年(1645)夏,清军攻克江西九江。孙之獬主动请缨招抚江西。顺治三年(1646)十月,清廷以“久任无功,市恩沽誉”为由,将其革职为民,永不叙用。顺治四年(1647),谢迁举兵抗清,声势浩大。淄川知县刘修己因孙之獬知兵,请其协助城防。六月十三日夜,城中内应垂下绳索,引义军入城,打开城门,淄川城破。民愤极大的孙之獬被义军肢解而死,其家有八人殉难。孙之獬惨死之后,清廷以孙之獬已经削籍为由,没有予以抚恤。反清义士顾炎武闻知孙之獬死讯后,奋笔写下了《淄川行》以贺。由此可知,诛孙之獬乃顺民意而快人心之举。

家居城中的“王学院七襄”

“王学院七襄”,名昌荫。据苏李《王氏家谱》记载:王昌荫,“字周祯,号七襄。明崇祯丙子(1636)举人,丁丑(1637)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北直督学。丁内艰回籍。”由王昌荫的履历来看,他也是一位投清的“贰臣”。谢迁攻占淄川时,他恰值“丁内艰”在家。王昌荫的老家,在西距淄川三十余里的苏李庄。当时,他的母亲去世不久,在老家服丧,故不在围城之中。义军被镇压之后,他才返回城中,“扛尸涤血而居”。于是,才有了《鬼哭》中“汝不识我王学院耶”那滑稽的一幕。王昌荫的家族,在淄川称得上是世宦之家。其从祖父王教,字子休,号秋澄,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吏部考功郎中。他的父亲名王所须,字衡吾,号乾宇,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官至山西大同府应州知州,卒于任所。在苏李王氏家族中,王昌荫的官做得最大,故其官大气粗。王昌荫兄弟十人,他行五。十兄弟中,除老大和老小出嗣之外,出了一个督学、一个知县、一个守备,三个贡生、两个庠生,兄弟皆有功名。在清初的淄川,这是个仕宦鼎盛的家族。

寄宿王学院家中的“王生皞迪”

“王生皞迪”何许人也?皞迪,是沣泉乡王砖的字。其父王弘焘；母亲毕氏,是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女儿,通州知州毕际有的姐姐。王皞迪出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谢迁之变时,他已经三十二岁了。他从小就生活在舅舅家,与比他小八岁的舅舅断断续续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余年。蒲松龄至迟于康熙十八年,进入毕府执教,那时王皞迪虽已六十四岁,想必还健在。据有关专家考证,蒲松龄在进毕府之前,曾在沣泉乡王家教过书,自然与王皞迪早有交往。破城之后,王皞迪为什么会住进了王昌荫的府里呢?这恐怕也是有原因的。据苏李《王氏族谱》记载,王昌荫有两房夫人。“嫡妻曹氏,早亡,例赠宜人；续娶王氏,例封宜人。”那个时代讲究门当户对,在淄川能和王昌荫门当户对的王姓家族,也就是沣泉乡王家了。大变之后王皞迪能寄宿王学院家,说明他们必然有亲戚关系。毕自严的次子毕际有的发妻是王所须的女儿,也即王昌荫的妹妹。毕自严有两个女儿嫁到了沣泉乡王家,一个嫁给了王弘焘,即王皞迪的母亲；一个嫁给了王樛。如果王昌荫续娶的王夫人,果真是沣泉乡王家的女儿的话,就应该是王皞迪的诸姑行。论辈分王昌荫应是王皞迪的姑父。从毕家方面论,王昌荫也是王嗥迪的表舅。

“异史氏日: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烜赫,闻声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无出鬼面以吓人也!”这是蒲松龄在《鬼哭》之后附加的一段议论。从中可以味出两点:一是蒲松龄对这位王学院不誉之甚；二是王学院似乎晚节不终。王昌荫有个弟弟名叫王永荫。王永荫,号八垓,恩贡生。与蒲松龄相交莫逆。王昌荫无子,过继了其大哥王肇荫的季子王广铨为嗣。王广铨,字次公。曾任武生监考、定州同知。与蒲松龄也过从甚密。可是,蒲松龄在《鬼哭》中却对王昌荫的世俗丑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讥讽他“无出鬼面以吓人”。不知在当时,王昌荫的子弟看了这段记述会做何感想?

谢迁起义犹如昙花一现,从清顺治四年六月十四日占据淄川,至七月十一日兵败,还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透过这一事件的本事和《聊斋志异·鬼哭》的纪实描写,让后人所看到的是清兵屠城的暴行和以王昌荫为代表的一类丑恶嘴脸。这也许正是蒲松龄先生所想要表达的意愿吧!

(本文刊登有删节)

新绘图《聊斋志异·鬼哭》于受万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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