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可称作王士祯吗

□周长风

王士禛,清代山东省新城县(今桓台县)人,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后世习称王渔洋。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卓有政声。王士禛亦是清初文坛领袖,总持风雅凡50年,创“神韵”诗说,对清代诗风影响甚巨。

古代好于人名前冠以籍贯,或州县名或府名。人们常称其“济南王士禛”“济南王渔洋”,王士禛亦多自署“济南王士禛”,而很少署“新城王士禛”。这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新城是济南府的属县,但也有王士禛与济南渊源颇深的缘由。他一生多少次来济南今天已难以一一统计,借读、应试、会友、游览、客居、接驾,至少有20次吧。自他12岁赋诗大明湖,17岁在大明湖东北畔水月禅寺读书,至72岁路过济南在名士朱缃家留住10天,其间写下了大量诗文,对济南风物人情多有咏赞。

尤其是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24岁的王士禛与旧雨新知,一日会饮于大明湖南岸水面亭。亭下杨柳遍植,披拂水际,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王士禛怅然有感,赋《秋柳》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此次雅集,时人称作“秋柳社”,唱和之诗称作“秋柳社诗”；后人亦将“秋柳社”称作“秋柳诗社”。

《秋柳》四章用典巧妙,意象朦胧,情韵含蓄,文辞优美,很快风靡大江南北,王士禛由此天下知闻,大明湖秋柳也随之名著宇内。

最晚至清末光绪年间,百花洲以北、大明湖南岸的一片树林,即名之“秋柳园”。到20世纪20年代,这里已成闾巷民居,30年代“秋柳园街”得名。

2006年大明湖景区扩建,秋柳园街拆除,在其址新建一处庭园,曰“秋柳园”,以纪念王士禛,但是门口简介牌上写的却是“王士祯”。这难道写错了吗?如今的图书报刊上不也常常这样写吗?对于此问题最好不以“是”或“否”简单作答,须将其来龙去脉稍加说明。

王士禛去世不久,至雍正年间,因必须避皇帝胤禛名讳,时人改称其“王士正”(“正”读平声)。到乾隆时,皇帝下诏,谥“文简”,后又赐名“王士祯”。自那时起,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间多称其“王士祯”。但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已普遍恢复称其本名,也即本人生前他和其家族唯一承认和使用的名字“王士禛”。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所以再用“祯”字,既不合学术规范,也不合当代价值准则。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多人包括某些学者,认为“禛”与“祯”乃同音字,古今皆然,因此写到王渔洋时并不认“禛”。“禛”与“祯”在当代普通话里确是同音同调,而在古代两字从来不读一个音(字义也有区别,兹不论)。

东汉《说文解字》:“禛,以真受福也。从示,真声。”“祯,祥也。从示,贞声。”

宋代《集韵》:禛,音同真,之人切。祯,音同贞,知盈切。

现代《王力古汉语字典》:“禛,zhēn,职邻切,平,真韵。”“祯,zhēn(旧读zhēng),陟盈切,平,清韵。”

这一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是清楚的。雍正帝的同母弟、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本名胤祯,康熙帝精细过人而熟稔汉文,是不会给两个儿子起名同音的。

但是在古代汉语中“禛”和“祯(禎)”的字形与字音确实近似,所以雍正帝继位后,除了将兄弟们名字中的“胤”俱改为“允”,还将胤祯的“祯”改作“禵”,当然这里面另有雍正帝仇恨胤祯与其争夺皇位的因素在。

乾隆帝也不会以同音字来替换“禛”。乾隆三十九年(1774),谕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各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清史稿·列传五十三》)乾隆帝说得很明白,“正”与“禛”字形和字义不相近,并且王氏兄弟名字的最后一字俱为示部,像王士禄、王士禧、王士祜,所以改作与“禛”同一部首、字形相近、都含有吉祥义、也是平声的“祯”字。当然避讳还是必须坚持的,因此新选“祯”字,只能与“禛”音近,又考虑到与已使用一段时间的“正”音同。应该说,乾隆帝虽然不会放弃皇权条款,但改得还算增显人情味,“祯”总归比“正”距“禛”亲近些。

即使在今天的济南方言中,“祯”仍然读zhēng。

所以当代人,特别是大明湖畔秋柳园边并以王士禛为傲的济南人,也别再自觉不自觉地按着乾隆皇帝的圣旨行事,沿袭专制社会的余绪。尊敬前贤,先从尊重前贤的姓名权做起。当然,许多清乾隆年以后编撰的文献,俱循时制或旧例写作“王士祯”,如今若是直接引用而非间接引用,则应原文照录,一般是不能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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