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世俗与清雅

舒晋瑜,原籍淄博,《中华读书报》、资深编辑,曾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委,著有散文《永远的晋剧》,散文集《旭光晨韵》,《这样改编名著好不好》,《对文学不感疲倦的人——铁凝印象》等。

若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来诠释,那么王安忆因其书写,可以说是上海某种不可替代的标志性符号:上海的世俗生活在她的笔下,被演绎出活色生香。

上海给王安忆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人自然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的写作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很辨证的关系。”《长恨歌》描写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沪上名媛王琦瑶的人生；《富萍》关注的是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新加坡人》写的是当下的上海新贵；到了新作《天香》,她从明嘉靖38年一直写到明朝灭亡,所写虽始自大家族,最后仍回归市井。

她把日常生活的精致繁杂表现到精妙,上海的气息由弄堂、由流言、甚至由某个女人婀娜的步态弥漫开来。在王安忆看来,这沪上的清雅就杂在这俗世里面。而她的文字则在经历了华丽堆砌的繁复之后,亦回到这清雅的平白简洁,就像冯梦龙编辑整理的《挂枝儿》。

虽然写的是这琐细的市井生活,王安忆的笔下却时常透出她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怀与思考。在《遍地枭雄》中,书中人物目睹各地的变化,强势发展的痕迹仿佛在地上凿出一个个窟窿,满目疮痍。在小说集《乌托邦诗篇》中,王安忆写道,“我晓得这世界无论变到哪里去,人心总是古典的。”她担心城市变化太急剧,担心人们对物质的抵抗力越来越弱。

而她,就距离这喧嚣与繁华咫尺之遥,安守宁静寂寞。她一向觉得写作是诉诸内心的,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曾经挂职到上海南市区文化局任局长助理,却只待了两个半天。在上海,她大概是最晚装电话的作家,从不上网。到现在,她仍然用笔写作,产量不是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王安忆说,她特别想写一部关于养蚕的小说。下乡时在安徽农村看到养蚕的情景,至今留在记忆深处。其实,她的写作状态,何尝不是那春蚕在黑暗中慢慢吐丝,紧紧将自己裹住,最终破茧而出。

她本来也不怎么喜欢太多的人关注自己,最理想的状态便是“让我一个人静下心来慢慢写。”她曾经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原始部落”形容自己缓慢的写作。恰如《天香》绵长遥远的由来,自有一种秩序隐藏在时间深处,想快也快不了。上世纪80年代初,王安忆心生好奇地想去了解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于是,她跑到图书馆和藏书楼里翻检。朋友劝她上网搜索,她谢绝了。在她看来,到故纸堆里翻检固然缓慢,但这自会生出一种经历。

慢的写作追求与生活节奏,让王安忆的日子生出来些许诗意。即使是到安徽农村插队时,在给母亲茹志娟的信中,王安忆反映当时孤独无助又艰难的生活也是如此动人:“别人家屋梁上来了燕子,但我家的却没有来。”

很多知名且成熟的作家,愿意划清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若以此区分,毫无疑问王安忆要归到前者。可是她向来不排斥对畅销书优秀元素的吸纳,尤其喜欢推理小说。“生活的逻辑是很强大严密的,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你要不断问自己,这是很严格的事情,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过去,她曾经诚实地表示自己是“比较笨的写作者”,如果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没有经验过的事情,她很难去想象。即使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她最不满意的也是完全凭借想象的第一卷。可是到了纯粹信赖想象的《天香》里,她却渐入佳境。

每次见到王安忆,总见她头发挽在脑后,清清爽爽,举手投足都是舞蹈家的气质,不苟言笑,似乎不太容易亲近。而这在外人看来的疏离与冷静,掩盖了她丰富热忱的内心。在熟悉她的人眼中,王安忆是个坦率真实又细腻体贴的女人:她织好送给史铁生的毛衣,史铁生去世后,被妻子陈希我珍存着；她给病中的陈星儿送去自己熬的鱼片粥；陈世旭要买藤椅,她跑到家具店亲手一笔笔画下(不允许拍照)寄给他……30年前,她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学习,遇到不会写的字便转过身问:“陈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写?”越过几排桌椅,远处的莫伸则插嘴道:“安忆也要用这样粗鲁的字吗?”

她让我想起她的《长恨歌》,“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

新闻推荐

期指低位震荡整理

...

淄博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淄博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