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的陶艺▇郑峰

在清华美院学习时,听杜大恺和陈丹青先生讲欧州绘画史,毕加索当然是个绕不过的人物。这里主要介绍了他们在绘画艺术中的传承关系及其艺术的来龙去脉。后来,我去美院八楼的书店,专门买了不少有关毕加索的书籍,并且临摹了他几幅画作,有一幅还参加了师生展览。

后来在汪曾祺一篇文章里,看到他转引杨继仁的一篇写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材料,其中他引用了《高峰会晤》那篇的部分内容,我觉得写得很精彩,很使中国画家激动和鼓舞,对那些把中国画及其艺术说得一钱不值的人,至少是个回击。

但是,那毕竟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今年的仲秋时节,毕加索作品展竟然来到了淄博,而且还是陶艺作品。这很使称为中国陶瓷发祥地的大齐故地的人们期待、兴奋和有点来了高手比试一下的味道。

在展出的末期,我这个一向怕人海噪杂的人与友人去了市博物馆。共有陶艺作品30多件,人物、花、禽、鸟、兽、器具都有。品相风格,一如毕氏惯常之风,天真、率意,仿佛是随意而成。这也正是一件艺术品的难能可贵之处。俗话说,没有一缸水就舀不出一海碗水,一斑见豹,沧海一粟,是功力的显示。这些作品是毕氏晚年之作,据介绍,正是这些陶陶泥泥的东西,使毕氏度过了愉快而充满情趣的晚年。

细细品赏着这一件件艺术品,从中看出中西文化理念和技术制作方法上的巨大反差,给我们以撞击和激发,也有促进中西融会和交流借鉴的作用。

在毕加索那张正在工作室创作的黑白照片前,我又一次想到了《高峰会晤》中写到的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情景。

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

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

张大千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了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了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

“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相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中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而,在毕加索,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儿,毕加索提出:“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枝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在这个画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和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有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

这些话说得很一般化,但这是毕加索说的,就十分不一般了。

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

毕加索的话也许有些偏激,但不能说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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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淄博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