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纯滨老爹开荒我爹一生除了节俭更突出的秉性是吃苦耐

□车纯滨

老爹开荒

我爹一生,除了节俭,更突出的秉性是吃苦耐劳。我看他写的回忆录,十五六岁就赶毛驴从博山的福山镇到淄川西关运窑货(陶瓷碗盆等日用品是在窑炉里烧出来的,故称窑货)挣运费,每天早上鸡叫两遍大约两点左右起床出发,晚上回来,来回一百多里路。那是在1937年,日本鬼子已经侵略到山东来,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小小年纪早出晚归的劳作,不但辛苦,还有生命之忧。解放初期推小车到济阳、惠民等地贩卖窑货,也往往是顶风冒雪、日夜兼程。他一生勤劳,养成了习惯,70多岁了还到村里的煤井上过磅,直到72岁才辞掉工作,回家后又一直种着几分责任田,80岁上才把地交给我哥哥去种。我们逢年过节回家看望他们,总见老爹穿着破旧的衣服,还笑嘻嘻地给我们解释说,一会儿还要干活呢。80多岁的人了,还在家里侍弄花草,里里外外的忙活。

文化革命前,农民有自留地,而且还可以开荒,自己种点五谷杂粮,以补青黄不接的无米之炊。我爹在那几分自留地上精耕细作,收获颇丰。那几年他还到处开荒,种豆子,种地瓜,种萝卜,种大麦,每年也有不少收获。白天要到生产队出工干活,而且是早出晚归,种自留地和开荒种地的活就更是披星星戴月亮了。往往天很黑了,天上已经布满繁星,屋子里昏暗的油灯下,我们还在等着爹回来吃饭。爹回来的时候总是很疲惫,第二天我们还没有起床,他又早早地走了。

所谓开荒,就是在荒芜之地上开垦土地种庄稼。元代许恕《田舍写怀》诗曰:“开荒临水驿,草蔓一何深。”在杂草蔓生的荒野上开荒实属艰辛不易。古代人烟稀少,荒野无数,拓荒者容易找到开垦之地。到我爹想开荒的时候,往往要漫山遍野地去寻找可以开垦的地方。

1960年前后,印象中就是家家都没有粮食吃了,人人都挨饿。秋天,我爹从开荒的地里收回几小推车胡萝卜来,我妈就把萝卜缨子掰掉,以便储藏起来。碰巧我爹的一位朋友来,就提醒说,掰掉缨子后还会发芽,萝卜就糠心了,必须把缨子切掉才行。于是就重新用刀切,切了一两天才切完。那些红彤彤的胡萝卜堆放在我哥哥的房间里,哥哥在外地上学,屋里没生炉子,能存得住。那年冬天,我们一家就天天吃煮胡萝卜,才没有太挨饿。后来,我看到煮胡萝卜就反胃。以后几年又依靠地瓜填饱肚子,以致我对地瓜也无好感,包括年轻人喜爱的烤地瓜。这几年好多了,都说地瓜能防癌抗癌,就经常吃点,对胡萝卜也不反感了。

一年春天,在般阳河畔,我爹在砂石滩上开出了很大的一块荒地,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种子,他种上了春天播种的大麦。那地很贫薄,但施上了很多土杂肥,又从般阳河里挑水浇灌,地里的大麦长得非常茂盛。硕实的麦穗引来了许多麻雀偷食,学校放了麦假,我爹就让我和弟弟天天去“吓家雀”(驱赶麻雀)。大麦收回来,就在我家的园子里晒干脱粒。那些大麦都让我妈碾成麦仁煮稀饭吃了。

在卧虎山脚下,他开荒种了几垄大豆。秋天收回来,我们看到那不是一般的豆子,而是我们叫做“绿大豆”的蚕豆般大深绿色的大豆。春节的时候,家家都准备年货,一种过年吃的菜叫做“鸡豆子”,就是把鸡肉和“绿大豆”煮在一起,有的人家还要加上猪蹄子和花生米。我们家就用我爹种的“绿大豆”来做,比集上买来的也差不到那里去。

文化革命开始后,自留地属于“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开荒种地更不可能,那简直就是与社会主义对着干。推着煤炭到外面换粮食,那也不允许,那时叫做投机倒把。没粮食吃没饭吃,就挨饿吧。我爹怕饿着我们,撒谎到生产队长那里请两天假,装上一小车捡来的煤炭,到上百里远的高青等地换粮食和南瓜。一般是晚上启程,一夜一天不合眼,第二天下午到了,换好了粮食,在老乡家的门楼里或者饭棚里借宿一晚上。第三天天不明启程,回来又是一天一夜,第四天凌晨就推着粮食和南瓜回来了。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法联系,但老爹算好了时间,一般都能准时回来。第四天凌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妈妈和嫂子就到村外一二里远的公路上去把我爹接回来了。

当天,我们就能吃上那黄澄澄的蒸南瓜了。

车纯滨,淄川人,1982年1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先后在淄博市新材料研究所、淄博市星火计划办公室、淄博市科委、周村区政府工作,2002年考入省环保厅从事环保工作。著有专著《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山东生态省建设》、散文随笔集《龙泉往事》。现任省政府参事。

几位本家

昔日乡绅

上小学时,下午上完两节课放学了,几个同学就约着到某个同学家里做作业。我喜欢到王连峰同学家里去,他家里是一座四合院,院子很大,东西南北四座瓦房,正房屋子宽敞,窗明几净,客厅里养着金鱼,冬天还会养几盆水仙花。门前是一座方方正正的花台,高出院子地面二三尺,犹如现在楼房的阳台,花台上养着各种花草,多数是常见的海棠、旱莲等。花台两边种了几株夹竹桃和木香花。四合院外面,还有一个小院子,小院子有一间磨坊,还有三间房子,那是以前给雇工和看门人住的。看到这样的院子,我们觉得真是气派,那在我们村子里是很少有的。

侍弄花草,喂养金鱼的是连峰同学的爷爷。按农村的辈分,我叫他二爷。二爷七十来岁年纪,鹤发童颜,一束雪白的胡子挂在胸前,慈眉善目,像童话中的老神仙。我们常常见到老人家用一只洋铁水壶浇花,用鱼虫喂鱼,给鱼缸换水。有如此闲情逸致养鱼养花,当时在农村是不多见的。

我们到了院子里,先去看看那些花又开了没有,再到屋子里看金鱼,那些金鱼有红色的、黑色的、黄色的,还有穿花衣服的,都瞪着一对大眼睛,在鱼缸里游来游去。二爷就督促我们说,快去看书做作业吧,学习才是你们的正经事啊。接着就会念几句诗给我们听,“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我们听不懂,就问老人家是什么意思,二爷就循循善诱地说,书中有黄金,书中有食物,读书读好了就什么都有,好好读书才有出息。二爷浇完花,自己也去看书,大概是看得高兴了,就会朗朗上口读出声来,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二爷会中医,常有人来找他看病开药方。那不是他的职业,也没有挂牌行医。村子里没有会看病的大夫,有病要走几里路到公社的卫生所去。村里有人病了,就来找二爷,七爷认真地把脉,看了舌苔,问了病情,包括不舒服几天了,这几天吃饭咋样,大小便又咋样,如此等等。然后才开药方,并仔细地嘱托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要忌辛辣忌生冷,多喝水等等。我不知道二爷的医术如何,但是那种严谨认真的态度值得赞许,这就应该是一个医生应有的医德吧。但在今日,也许是由于病人多医生忙,很多大夫做不到这一点。我有次去看中医,大夫问道,怎么不好?我正说着,她摸了我一只手的脉,另外一只手还没伸出来呢,她已经在开药方了。对待病人如此草率,能看好病吗?

二爷识文断字,明白事理,为人正直,做事公正,在村子里极有威望。姑嫂吵架,婆媳不和,家里人和邻里劝解不了,就来请二爷说理。二爷往往先讲些道理,诸如“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然后再进行一番循循善诱的劝说,闹矛盾之人往往就能平息下怨气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革命群众”首先下手揪出来批判的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解放前二爷家肯定是富裕人家,看看那气派的四合院就知道,但是土改时他家并没有多少土地,加上二爷为人热诚厚道,乐于助人,只定了个中农。“革命群众”就给他戴上了个“漏网地主”的帽子,揪出来批判,让他交代解放前剥削贫下中农的罪行。批判完了,就勒令他扫大街。我见到二爷在村子南边的几条街上打扫,依然穿戴整洁,白须飘飘,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二爷扫大街,就像他养鱼浇花那样仔细和认真,一丝不苟,每个角落都会认真扫到。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一辈子受人尊重,那时却被“革命群众”打翻在地了。

去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商界精英们讨论如何才能留住乡愁,提出了要恢复“乡绅制度”,催生一个“新乡绅”阶层。“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费孝通先生也曾经说过,植根于土地的乡绅阶层,连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与国家,充当了乡村的治理者。改革开放在农村也催生了许多富翁,但很多富翁都不是绅士而仅仅是人们所说的土豪。乡绅所具有的涵养和风度,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的。那是一个家族几代人十几代人文化、家风和涵养的传承与积淀。

当年,二爷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真正的乡绅。

在我们村子里,我们这一姓氏是第二大姓,人口大约占到全村的三分之一左右。从我记事到我离开家乡的二十多年里,本家只出过两任村子里的领导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村子里开始整党建党,建立了党支部,选举出新的支部书记——车锡岩,按辈分我叫他叔叔。其时正是全国学大寨的高潮,一年四季全村的劳动力都在农田里忙活,农忙时收割种植,平日里除草施肥。冬季农闲了,就学习大寨到荒山坡上造良田。锡岩叔正值壮年,体力精力都非常旺盛,亲自带着村里的劳动力到山上整地。我文化大革命上的初中和高中,学到的知识与现在的初中生相比也不是一般的差距,但在村子里仍被看作是文化人。锡岩叔叔就让我和另外一个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编写村史,这件事我写在《务农琐记》那篇文章里了。

接着的一任村书记也是我的一个本家叔叔——车诚。车诚叔是一个老革命,为新中国的成立扛过枪、渡过江,文化革命中从部队转业回到村里来。诚叔当书记的时候也还在农业学大寨,但是他说农村“无工不富”,就在我们村里办起了第一家村办企业——红地砖厂,产品销往上海等地。以后又开起了煤井,那就是从地下挖钱哪。我们村的工业就是从那时候起步的。

这两位当过村书记的本家,用农村的话说,和我们家并不是一支。和我们家血缘近的,除了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四五个院落外,村东头还住着几家。那几家中和我同辈分的几个兄长多数都在外地工作,平日里见不着。只有一个三哥车纯富在淄川陶瓷厂工作,却住在家里。我有时到他家里去玩,就很熟悉。纯富三哥一表人才,高挑个,国字脸,大眼睛。他在外面工作,见识多,会讲话,会办事,族人中有需要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请他出面。比如婚宴上做陪客,陪来送新娘的客人——送客,陪客一定要把送客灌晕乎了,对方挂了免战牌方可作罢。因此当陪客自己要有酒量,又要能说会道,能劝得客人喝进去,那也真是本事。我结婚的时候,就是请的三哥来做的陪客。

三哥做事,非常用心,无论学什么知识,都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他年轻时习武,练就一身好武艺。有一年我们几个人随着他去看电影,在露天的电影场上,有几个年轻人耍横,戏弄几个女孩子。只见三哥一个扫荡腿使出去,几个年轻人扑通扑通跌倒在地,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三哥是打篮球的高手,那一年我在淄川陶瓷厂学工(中学生到工厂参加劳动),正碰见一家企业到厂里来打篮球比赛,淄陶的篮球队就靠三哥进球。篮球场上,只见三哥运球中猛然起跳,单手投篮,“咣”一声进了,场外一片掌声。我那时想学画画,没有老师,也就是胡乱涂鸦。听说三哥画得好,就去看,一次见到他正在画一张人物素描,画出的那位伟人栩栩如生。三哥不是用炭笔,用的是一支支细细的碳棒,他说碳棒是用树条专门制作的,柔软好用。过年的时候,三哥约我们去喝酒,我们几个人坐下喝开了,三哥还在忙活着做菜,做完了菜才坐下来陪我们。

族人中有一位兄长,我叫他龙哥。听我妈说,龙哥的爹是好吃懒做之人,从不做一点农活,却喜欢赌博抽大烟,赌输了钱就卖房子卖地,把家产都挥霍了。龙哥的爹把房子土地都卖光了,露宿街头,龙哥的妈就跟着别人跑了。龙哥的奶奶带着他到外地要饭,才没有饿死。解放后回到家来,龙哥爹死了,土改已经完了,也没有分到财主的浮财。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真真正正的贫雇农,也就娶不上媳妇。我总觉得,除了赤贫,龙哥脑袋瓜里好像少一根筋。他一个人生活,每天到生产队干活,每年年底分红的钱过不了几天不是叫人骗了就是挥霍了。我妈妈曾多次劝他,叫着他的小名说,海子,好好干活积攒点钱,让生产队帮着盖几间房子,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龙哥吃了这顿不想下顿,过今天不思明天,住在生产队的饲养场里,混到60多岁就去世了,生产队派人把他埋到离我们家祖坟不远的山坡上。每年清明哥哥带我们去上坟,哥哥一边烧纸一边念叨,这是给爷爷奶奶的,给三老爷三老奶的,给七老爷七老奶的……最后总忘不了一句,这是给龙哥的。我心里想,那卷纸钱果真能用,龙哥的生活要比在人间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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