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山东是孔孟之乡,圣贤灿若群星,典籍汗牛充栋。第一次到淄博,刘醒龙的话题很自然地从“圣贤”开始。什么是圣贤?刘醒龙开宗明义:“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也是他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蟠虺》中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句子?刘醒龙坦言,当时并没有想到孔孟,而是想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这样联想,看似奇怪实则有它的依据,因为古往今来的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只顾实践、不要标准,只看到识时务的俊杰们名利双收的实践,而看不到不识时务的圣贤们孤独坚守的标准。
刘醒龙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要想与动物区别开来,就要让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用一种可以言说、可以传承的形式留在世上,所以人类创造了文学,于是便产生了文学。反过来,文学也会滋养人的灵魂。只要人类不再退化为原始的动物,就不可能对自己的灵魂不管不顾。就在太多人只想着如何识时务时,文学却在提醒着人们,有一种最接近灵魂的大义,名叫“不识时务。”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这是句调侃,但刘醒龙很喜欢。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感慨,百无一用是文学,但是每到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文学总是用审美的观点,用对生命充满关怀、充满尊重的方式,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价值判断。离开了文学,人只是世俗世界的一个符号,如果不懂得文学与人生休戚相关,就弄不懂自己的命运。文学是用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现和还原生命的真相。文学将无边无际的大地方,分解身边触手可及的小空间,把呼风唤雨、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消减成我们熟悉的吃喝拉撒睡的小人物。刘醒龙说:“文学反映的小之又小、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地方,恰恰是所有人的归宿,文学是一切命运的真相。”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理要塞
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被誉为中国三大名楼。千百年来,这三大名楼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特别是武汉黄鹤楼,由于处在兵家必争之地,焚毁次数更多。如今,重修的黄鹤楼依然是武汉矗立在江边的标志性建筑。刘醒龙认为,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建筑,这些名楼大可不必再修。为什么要重修呢?因为它们与一些文学名作联系在一起,承载着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些名楼承载的人文精神,而不是需要这些楼。
2014年2月,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上,人们没有看到盛大的仪式,没有看到绚丽的焰火,俄罗斯人简简单单,用5分钟列举了他们的12位重量级文坛巨匠,包括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等。那一刻,观看闭幕式的数万观众没有掌声,只有安宁。刘醒龙说:“那是一种崇拜、一种敬仰、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文学成了一个民族最牢不可破的精神家园。”其实,俄罗斯有很多可以展示给世人的东西,比如芭蕾舞、自然景观等,他们却用文学向世界表明了自己的民族信仰。
诗圣杜甫,晚年穷途落寞,最后在湖南一条河上的乌篷船内孤独地离开人间,当时没有人能读懂他,没有人能读懂他的作品。几百年后,人们才发现他的艺术成就,发现他诗歌的穿透力。当时他是孤独的,身后却赢得了传唱不衰的声誉。
杜甫生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没有读懂他,这是很大的遗憾。这不是杜甫的遗憾,而是后人对那个时代的读者感到遗憾。刘醒龙说:“作为后人,补上先人对杜甫认识上曾经有过的遗憾,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伟大的作家,只缺伟大的读者。”
文学,传递的是一种气节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最可贵的就是凛然正气和坚贞气节,文学作品就是要传递这种气节。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时期,武汉保卫战迟滞了日军沿江进犯的步伐,粉碎了日本灭侵略中国的狂妄计划。长期生活在武汉,刘醒龙对武汉保卫战多有研究。他说:“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很多。我们要表达的是一种气节,是一种面对侵略,我们不屈不饶、同仇敌忾的气节。传递时代气节,是文学的使命。”
现在,对不少事件的判断出现了很多罔顾事实、混淆视听的认识。刘醒龙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气节上出了问题。他以武汉保卫战为例,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抗战得益于美国和苏联的援助,但事实上,在武汉保卫战之前,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抗日军民独自抗击日军侵略的岁月。武汉保卫战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再也没有能力打一场速决战,这时国际援助才慢慢跟上来。取得抗战胜利,最主要的力量是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
气节不只表现在军人身上,也不只体现在战争年代。刘醒龙说,农民有农民的气节,教师有教师的气节。现在有些菜农,种的菜自己是不吃的,因为他们知道施加了大量农药和化肥,自己吃的菜需要单独辟出一块地来种。刘醒龙认为,这就是农民失去了做农民的气节。
当下的高等教育也备受诟病。在刘醒龙看来,很多大学校长本来应该做教育家做的事,他们却在研究政治家研究的事,把深奥的政治权术玩得滴溜转,哪里还有心思研究教育?这样的教育能做好吗?这也是一种气节的丧失。
读书,就是要培养一种气节
作为一个作家,既要写书,更要读书。刘醒龙有哪些读书心得要与大家分享呢?他把自己的读书经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动读书。刘醒龙小时候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就有点遗憾,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不爱冬妮娅呢?当时不敢说,后来才慢慢明白,小说的立意决定了这样的情节。第二个阶段是独立读书,比如看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特别推崇契诃夫的《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作品。后来刘醒龙发现,这都是契科夫年轻时的作品,多是急就章,真正显示他艺术成就的是他后来戏剧和中篇小说。为什么要推崇那些急就章呢?因为他塑造的那些旧体制下的小官僚、小公务员,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
第三个阶段是自由读书。自由读书读的不一定是经典名著,但一点小事、一个细节就往往让人产生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悟。刘醒龙曾看到一首小诗,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写的:“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坟前。”就是这样几句话,朴素无华,刘醒龙却感动得掉泪了。他说:“文学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平常的语言和最接近心灵的情感,来表现日常人生。”正是这首小诗,让刘醒龙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从先锋小说转向到了新现实主义。
怎样读书呢?最重要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判断,培养一种气节。刘醒龙举例说,一只牧羊犬能看守几百只绵羊,这是牧羊人不能比拟的。牧羊犬的绝招在哪里?人们发现,牧羊犬总是拼命地把羊群往最小的空间里聚集,这样后面的绵羊看不见天、看不见草,只能看见前面绵羊的屁股。一个人如果一味点赞、一味附和、一味盲从,就会像后面的绵羊一样,没有独立思考,也就不会有什么气节。
气节,终究是会显现出来的
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如果坚持观点、坚守气节,带来的往往是孤独、误会。这也是很多人习惯逆来顺受以至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原因。怎么办呢?刘醒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个牧师和修女,奉上帝之命前去布道。突然有一群鸟飞过,一摊鸟粪正好落在牧师头上,牧师摸了一把,随口骂了一句。修女提醒他,“你怎么说脏话呢?咱们不能这样。”牧师很惭愧,说知道错了。不一会儿群鸟又飞过,一摊鸟粪又落在牧师头上,同样的对话又上演了。这样接连三次,牧师每次都没有忍住,最终都是骂了一声。第三次,牧师话音刚落,突然空中一声霹雳,修女应声而倒。牧师感到奇怪,他急忙说:“上帝啊,脏话是我说的。犯错误的是我,该受到惩罚的是我,不该是修女啊,你怎么对她下手呢?”就在牧师疑惑的时候,空中传来一声叹息:“他妈的,打错了。”这是上帝的声音。
刘醒龙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也会犯错,但上帝的犯错无损于修女的气节。上帝会犯错误,但我们要这样理解,上帝是不会允许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丑陋的的存在一直延续下去的,这才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坚守的信念。
(文/晚报记者刘洪霞伊茂林赵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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