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和淄博读者有个约会

4月26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即将做客第八届读书节大讲堂,对于广大淄博书迷来说,这是一场和春天的约会,也是一场与刘醒龙面对面交流与碰撞的精神盛宴。他的创作历程、他的人生感悟、他对于“读书”二字的解读,还有他最想对淄博读者说的话,在你期待的那场约会来临之前,本报记者专访著名作家刘醒龙,就读者关心的问题,为您还原一个最真实、最朴素、最打动人心的刘醒龙。

□晚报记者郝永勃赵晓雯

记者:刘老师,2014年,第九届中国书业年度大奖揭晓,您的作品《蟠虺》获得年度图书奖；《人民日报》发布2014年度推荐五本书,《蟠虺》名列其中；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蟠虺》又获得了长篇小说榜首。去年,您的作品《蟠虺》斩获了多项大奖,您能谈一谈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吗?

刘醒龙:

严格说来,二○一三年元月《蟠虺》动笔之初,算不上是《蟠虺》写作的开始。真正的开始,是写作进行中,找到“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句话以后。第一次对曾侯乙尊盘有所了解是二○○三年,面对难以言说的奇妙心中曾闪过一丝念头,这或许可以写进小说里。真正萌生写作意念是从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纷杂中沉静下来的二○一二年初。曾经沧海难为水,文学最能使人进入如此境界。文学奖项背后的世俗浊流,会让真正的作家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文学沧海之中。作家对世界的认知,有相当部分不需要太劳神费力,文学界本身就是小社会,对文学界认识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一定浅不了。就一个人来说,即使当不了君子,至少不能做小人。那一阵,几乎是紧挨着几天里,先后听到两件事,一件事是说某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吹捧另一个某位高官,那些话的原意被后来的小说改造为郑雄说新任省长是当代的楚庄王。仅仅如此细节仍进不了我的小说,我一向不去专门为邪恶而耗费文心,也不会用我的文字哪怕只是记录一下邪恶,除非有足以驱逐邪恶的华彩的东西同时出现在我的笔下。《蟠虺》是在写到《蟠虺》全书的三分之一处才真正开始的,写到约十万字时,某天深夜,突然有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句话,那一刻我才体会到这部小说写作对我的意义所在,甚至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所在。

记者:《蟠虺》中的悬念竟有十好几种,比如作品一开头曾本之收到的神秘来信、尊盘的真伪和铸造方法、郝嘉的死因、郝文章的获罪、华姐与老三口的命运、老省长之所为、熊达世的来历等等,都是令人关切的悬念,悬念之设置与密集,在我的阅读经验中非常少见,这也可以看出你对通俗小说的有效借鉴,很想知道你这方面的思考。

刘醒龙:

悬念不是通俗小说的专利,相反,好的小说总是极为成功地运用悬念这一技巧。《红楼梦》对“玉”的描写,《天行者》中乡村教师转正机会的得而复失,都是最为常见的悬念设置。当代小说之所以正在冒着失去读者的危险,很重要的问题是一本书拿在手里,很难让读者尽可能多一些时间来保持住阅读的兴趣。《蟠虺》出版后,曾被媒体说成是中国的《达芬奇密码》。因为我没看过这部作品,曾有记者在采访时吃惊地尖叫,说你怎么可以不看《达芬奇密码》?前几天,晚餐前后,正好有电视台播放电影《达芬奇密码》,我端着碗,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将其看了一遍。我不知道电影与小说原作差距有多大,就电影来看,肯定是好莱坞商业的成功典范,但这种样子的小说肯定成不了文学经典。小说的通俗与否是其品质而非叙事技巧。悬念是小说叙事的常识,对那些披着学术外衣质疑常识的现代艺术观,我保留质疑的权利。

记者:您的作品《天行者》在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当时与您一同获奖的莫言、张炜曾来过淄博的读书节大讲堂,他们先后谈了向蒲松龄学习、解读齐文化的话题,您是湖北人,这次来到齐文化的发源地淄博,能不能谈谈从楚文化到齐文化您自己的一些观点?

刘醒龙:

中华文化本质上是殊途同归,比如成语中的“一鸣惊人”,黄河流域将其典出说成是齐地,长江流域则认为缘于楚地。硬要以地域进行比较,楚与秦的比较要多一些,春秋争霸楚与齐的互动不多。成语中“楚人绝齐”,虽然说的是楚与齐,主要文化元素是秦。事实上,楚人天性浪漫,也比较好骗。齐地文化较为务实,所以,“滥竽充数”这个典故只能出自齐地而非楚地,大家都很务实认真,个别人想耍滑头是行不通的。文化上楚地一些人大话连连、花样翻新,却不见大师踪影,还是齐鲁“老马识途”,既懂得“百家争鸣”,更擅长“十年树林,百年树人”,不声不响地造就一位莫言!

记者: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鲁郭茅,巴老曹,你最早阅读这些现当代经典是什么时候?古典的呢?国外的呢?作为一个青少年时代辗转于大别山乡镇之间的50后,你早期的阅读结构有哪些特点?经典之外,还读过哪些野书?

刘醒龙:

因为意识形态原因,鲁迅的作品当然是接触得最早的。但在前辈作家中,作为小说家的,我相对喜欢茅盾、巴金和老舍一些。古典作品中,我一直不太喜欢《西游记》,里面有太多妖怪,除了想吃人,大都没有来由,根本搞不清。《西游记》极少有细节,全书几乎是跟着情节跑。我是一个欣赏细节的读者,所以,《红楼梦》是一直喜欢的。外国作家中,更喜欢几位俄罗斯作家,如蒲宁等。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实际上是不完整的,遇上什么就读什么。包括像《苦菜花》、《开满鲜花的草原》、《三家巷》这样的作品,也曾读得如饥似渴。

记者:1994年您就曾经获过人民文学奖新人奖,之后的20年中,中篇小说获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散文获老舍散文奖,最近您的长篇小说新作《蟠虺》又再次斩获人民文学奖,您能不能谈谈20年来您的创作有哪些变化?

刘醒龙:

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成年人如果不想过日子,只想过年,是智力超级低下。获奖之后最大的好处是将获奖变成别人的问题,自己成了黄鹤楼上看帆船的。至于变化,主要还是对岁月沧桑的感觉越来越真切了。当年的文学新人,成了过气的“文学青年”,想想当年是如何的意气风发,如何暗自挑战天下文界。年轻时如果不因文学而张扬一场,青春的意义就会打折扣。这并不等于说,由于青春在手就有天赐道德制高点,就像有的人,说起自己是在网上写作的,那劲头简直如同已经把握未来。互联网是互联网,文学是文学,不早些认清这个简单的事实,硬要将互联网与文学混为一谈,最终不仅会被文学所抛弃,还会被互联网所抛弃。说句大实话,文学之路不在于一个人能跳多高,而在于能走多远。现在的青年作家,大都受过良好的文学训练,才华上都差不多,在文坛上常常以集团军面目出现。这是长处,也是短处。文学创作是极为个性化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作家,都是特立独行的,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路数,如果说某某与某某写作上很相似,这两个人只怕会拼老命来证明各自的不同。用“类型”的名义将自己与别人捆绑在一起,有违文学创作规律。作为写作者,要警惕形形色色的出版商,挥舞着大额合同的诱惑。那些与铜臭相关的写作,会在一个人的自鸣得意中,自己谋杀自己。没有经典的传承,就不会有灿烂的现实与光辉的未来。

记者:您的作品不光在国内有广大的读者群,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请问刘老师,您都有哪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发行?

刘醒龙:

前些时,有法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我的作品在法国翻译出版的书单,总共有六部。这是比较多的,加上其他英、日、韩等语种的,一共有十来部吧。2003年巴黎国际书展,法国电视三台唯一介绍参展的中国文学文学作品就是我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

记者:我知道你高中是个“学霸”,不仅语文第一,数学也是第一。如果如期参加高考,一定能考上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以我有限的经验,文科生的高考,文史常识和作文之外,拉开距离不就在一张数学试卷?从前的青年,没有机会上大学,却能如饥似渴地读书。现在的青年,上大学已经是一个常态,正是博览群书的年龄,读书反倒懈怠了。请你跟这群“上学不读书”的孩子说几句。

刘醒龙:

上学不读书,一天到晚在那里玩手机,这成了新一代人的普遍症候。或许他们从幼年到少年,太容易得到想得到的了生命只有一次,时光是一分一秒攒起来的,失去了就回不了头。这些简单的道理,真要懂得,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此时此刻待在学校里不读书,等到离开学校,面对生存现实时,就会发现当初宁肯让两个指头在手机上瞎逛也不读书,是对个人尊严的超前消费。上学不读书,不如回家种红薯。

记者:今年的读书节主题是“全民阅读享受生活”,您能不能就这个话题谈谈您的感受?

刘醒龙:

应当这样说,每个读书人都应当是职业的。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让自己成为职业读书人。一旦离开学校校门,唯有保持职业性读书习惯,才有可能令自己在独立前行中少走弯路。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学习就无法进步的过程,读书是最好的学习。阅读的最好环境是家里,阅读的最好榜样是父母。很难想象,作为家长的成年人,可以消费所有娱乐项目,就是不肯拿起书来,作为他们的子女,会在这样的“逆境”中自学成才。最好的阅读经验只有一条,在家里家长带头阅读,在单位官员带头阅读,唯有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

新闻推荐

“买晚报、献爱心、中大奖”第三期抽奖活动开奖 4999元幸运大奖得主:20150418009086 20名二等奖、100名三等奖同时抽出,尾号为5的号码中得四等

...

淄博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淄博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