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的最大一桶金

○秦萌青

秦萌青,1945年生人,淄博市博山区人。山东理工大学退休教师,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山东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学院院长兼总支书记。业余文学爱好者。退休后写些小文章,已发表20余篇,养性消遣。

我在德国淘到的最大一桶金仍与布吕克夫妇有关。第二年春暖花开的一个周末,我们坐在后院的花棚架下喝红茶、吃点心,这已成了每周的惯例。从闲聊中我又得知了一个新信息:“德国的房屋拥有者每年必须把靠街一面的楼墙用涂料涂刷一新,这是法律规定,必须执行。”怪不得德国每座城市的楼房都是那样的鲜丽光亮。又到了一年该给楼房涂色的时候了,布吕克先生打算找人施工。他对我说,还不知道涂墙的人什么时候才能请得到,到时前院会乱成一团,地下满是钢管和脚手架,让我当心。我看到在地下室里他们有消防队用的那种三节式折叠梯,高度足够。于是我又主动请缨,我对他们说:“在中国我当过高压架线工,75米高的过河铁塔和20多米高的水泥电线杆我都爬过,从不恐高。我只需要一个梯子和从大学里找一个年轻帮手给我递递东西就行。每天下午干,十天左右就可完成这项工作,院子里不会乱成一团,更不会有什么组装的脚手架、木板、拉线之类的。这事对我一点都不难。”也许我的话打动了他们,也许他们找人困难、真怕麻烦,再加上这半年多他们对我干活的满意和信任,这事一拍即合,就这么定了下来,双方都皆大欢喜。

准备好涂料、刷子、小桶、绳子和梯子后就动工了。原则上从上往下刷,从右往左刷。我先把梯子固定好,安全总应该放在第一位。我爬到梯子上端,把小绳放下,梯子下的大学生把装满涂料的小桶系在绳子上,我提上去后开始刷墙,一次大约可以刷1.5米宽的墙面,上下刷一层楼的距离,然后下来移动梯子,再周而复始,按此推进。布吕克先生是医生,他把两件白大褂给我当工作服,还给我拍了刷墙的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作为纪念。那位大学生只干了一下午,因为布吕克夫妇说,梯子下面的人很轻松,只是当我用完一小桶涂料时,放下空桶,他把涂料倒在小桶里即可。他们这岁数绝对能干,并且夫妻两个人轮流干肯定累不着。我只好依他们,可能他们对亲自参与也蛮有兴趣,觉着好玩。

每天下午干完活后,我从梯子上下来,站在远处看我的杰作,看涂过的墙面和没涂过墙面的分明对比,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十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忙忙碌碌地过去了,完工在预定时间之内。两位老人除了惊奇,就是称赞,他们还为自己第一次投入到这个工作中感到高兴和自豪。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我干活很仔细,从不让涂料滴到地下和梯子上。他们说,去年找人刷完墙后,沿墙地面洒满的涂料令他们头疼,只好花钱找人清洗了一整天,还不干净,今年真是省劲多了。没想到老先生又突发奇想,他要把不靠街的楼外墙也涂一遍,因为这一面已经好多年没涂过了,为了满足他的心愿,我又干了十个下午。这次我们的配合更加默契,欢声笑语,没觉着多累,不知不觉就把活干完了。

这次我挣了2500马克。老先生是这样算的帐:一下午按4小时算,共工作了80小时,每小时按30马克计酬,共2400马克,再给100马克的登高费。我不知道这样算是否合理,是否偏高,但看着这2500马克的纸币,我哭了,并且哭得很伤心。我工作了二十多年,存款只有一千多元,出国前预交的一万元押金还是求爷爷、告奶奶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借来的,这一下子我就成了国内的万元户,太不容易了,悲喜交加,酸甜苦辣一下子涌上心头。

扪心自问,我这既算打工又不算打工,用国内的说法就是打擦边球。我用一个中国人的善良帮助一对年过七十的德国老夫妻解决了诸多困难,而他们已和我建立起了亲情。他们给的报酬是一种心存感激、出自内心的心意。他们说,在涂墙这件事上他们赚了大便宜,要是雇人起码要多花两倍的钱。中国人的名字外国人叫起来别嘴,不容易,为了便于喊我,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叫博尔茨。他们说,他们老了,上帝可怜他们,赐给他们一个中国儿子。赐给一个既不给他们添麻烦、还能帮助他们、给他们欢乐、给他们带来东方古老文明的中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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