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故都文化与世界足球起源

□王志民

在当今世界上,最具有神奇魔力的体育运动,大概莫过于足球了。由于现代传媒的参与,足球吸引着全世界人们的注意力。人们关注足球的赛事,关注它的发展和未来,当然,也十分关注它的历史和起源,关注它的“第一个”。探究、论证、确立它的发源地,是人们的渴望,也是历史的呼唤。

“现代足球“——亦即按照现代足球规则举行的体育运动,起源于英国。1863年10月26日,英格兰足球协会宣告成立,并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竞赛规则,这一天也被称作“现代足球运动诞生日”。

“古代足球”——亦即“用脚踢球”的体育运动,起源于何处?足球史专家在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后,把足球起源地的坐标定位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近些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从体育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史学等不同的视角又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春秋战国齐国故都临淄,使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这是一个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历史认定。

一、认定过程

1、2004年6月9日至11日,“世界足球起源于临淄”专家学者论证会在临淄召开。来自全国18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19名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在主任委员、中国体育博物馆馆长、中国体育史学会会长袁大任教授主持下,进行了认真研讨、论证,发表了《“足球起源于临淄”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宣布:“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与会者认为: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临淄”。

2、2004年7月15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北京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随后在“探索足球起源地新闻发布会”上,亚洲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宣布:中国淄博临淄是世界足球发源地。

3、2005年5月20日,应国际足联布拉特主席的邀请,淄博临淄足球起源地代表团赴瑞士参加了国际足联百年庆典闭幕式,闭幕式上布拉特主席向淄博临淄颁发了“足球起源地认定书”,并赠送了百年庆典纪念匾牌。

二、文献解读

1、文献记载蹴鞠的出现时间

一种观点认为蹴鞠出现最早的时代是黄帝之时。1975年由阿尔道夫·齐鲁曼所著的《世界足球史》就是采信这种说法。这一观点的文献支持,主要有两条:

一是{汉}刘向《别录》(《史记集解》引)记载:“蹴鞠,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于战国之时。”黄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生活年代大约相当于山东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约在4600年以前。但刘向所说,自认为“传言”,他同时又提到了蹴鞠起源时间的另一说:战国时期。

二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六经·正乱》中,记载了黄帝战胜并擒杀蚩尤的事:“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这是说黄帝痛恨蚩尤,杀掉蚩尤之后,将他的胃剖出填充以毛发之类东西做成球,让士兵踢打以为泄恨。但这条记载,未能说明古代蹴鞠形成的具体情况和地点,只是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据汉代人的传说,蹴鞠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在中国的确发生很早。

2、“蹴鞠”运动最早的文献记载

“蹴鞠”作为一项运动的名称被记录下来的最早文献是战国时期成书,编订于汉代的《战国策》。

《战国策·齐策》中有如下明确的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文中“蹋鞠”即指足球。《史记·苏秦列传》也大致有相同的记载。这段记载中,既写出了产生“蹴鞠”的经济基础,也写出了产生蹴鞠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缜密论证,直接和间接的众多资料都在论证一个历史的真实——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临淄城中有一项相当普遍的武术竞技活动——(蹋)鞠,将其放在世界足球运动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世界足球起源于临淄,虽已得到足球界和学术界的公认。然而,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学术研究却不能也不应该停止。与此相关的诸多学术问题需要我们去更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要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探讨为什么足球起源于战国时代的临淄城而非其他城市,临淄产生足球运动的条件和背景是什么?

三、临淄在中国早期城市中的突出地位

临淄城的建设,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封齐建都开始,到秦统一中国,其作为齐国的故都长达八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临淄始终是我国规模、人口、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之一。根据二十世纪以来对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遗址的考古挖掘证明:除河北燕下都比临淄大外(但燕下都中间有河横穿,城市面貌欠详),就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看,说临淄是第一大城市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临淄的繁荣盛况,史籍多有记载。《战国策·齐策》中除借苏秦的说辞详陈“临淄城中七万户”及繁荣盛况外,还借张仪之口道出:“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亦可作为前述临淄繁荣状况的补充。《史记·货殖列传》称“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史记·齐悼王世家》载:“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三王世家》及褚先生补记:“关东大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胜于齐者。”《盐铁论》中亦称齐之临淄与燕之涿蓟等“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这都足以说明,战国与西汉时期的临淄城其规模之大、文化之盛、影响之巨,确非那个时代的其他城市能够比肩的。这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足球起源于这样一个大城市之中,应该有其相当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关于临淄城市史及其地位的研究,应成为足球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临淄在文化渊源上的独特优势

临淄地处海岱之间,北邻渤海,东接山东半岛,在立国筑城之初,姜太公以道术治国,“因其俗,简其礼”,滨海夷人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有关资料看,除经济上的“通工商,便鱼盐”之外,民间盛行的海仙传说,八神祠的繁盛风习以及战国秦汉间大量方士的出现都是其突出表现。同时,临淄还有可能是最早与海外开展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东方大城市之一。据有关资料显示:山东半岛一带至迟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与韩国、日本以及东北亚其他地区甚至包括北美洲之间存在移民流动和文化交往的情况。由此亦可知,临淄城受海外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临淄较之内陆诸多名城所独有的海滨文化的特点,于此可见一斑。

临淄的西面,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经的地方。虽然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中华文明形成是多元的,但是,以山东为主的黄河下游一带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同样也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临淄的南面有号称“五岳独尊”的泰山,一座被确定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山。自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开始,这里就是古代帝王封禅祭天的地方,许多学者都认为泰山自上古以来就是一个上层的宗教活动中心。王献唐先生更认为:“中国原始民族起于东方,东方尤以泰、岱为其故土,木本水源,血统所出,泰山巍然,同族仰镜。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以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而不管泰岱所祀为何,其宗庙活动于临淄齐地应该是属于一个系统的。《史记·封禅书》所记齐地的八神祠中,一曰天,主祠在临淄南郊之天齐渊；二曰地,主祠即在泰山、梁父。可见,泰山、临淄大致属于一个宗教文化活动圈。在宗教、巫风活动一直比较盛行的齐国,临淄的宗教文化活动受泰山宗教文化活动中心的强烈影响和辐射,其作用也是不可轻估的。

汇集泰山宗教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多元融合,使临淄城市文化的建构从史前开始就充满了活力,易于形成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文化特质。

五、临淄产生足球运动的深厚基础

临淄作为东方大国齐的故都,经数百年的经营,尤其经春秋时期管仲对临淄城的经济、文化结构实行“四民分业”、“参其国而伍其鄙”等重大改革与调整政策之后,临淄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至战国时代达全面成熟。

1、物资富足的工商业城市。临淄的工商业号称发达,首起姜太公立国所倡“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后经管仲治齐,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之策,进一步对工商业确立了地位,加强了管理,实施了专业化,促进了临淄工商业的繁荣。战国之世,临淄工商业发展更进入鼎盛的时期。从主要的方面看,一是冶铁铸造业的发达,据近十年来对临淄故城遗址的发掘探明:城内冶铁遗址6处、冶铜遗址2处、制钱遗址2处,足见城内手工制造业所占比重之大。二是丝织业的兴盛。战国时期,临淄一带的丝织名产“齐纨”誉满天下,号称“冠带衣履天下”。三是制陶业高度发展,四是商品贸易的发达。战国之世,临淄之民号称“甚富而实”“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更反映出临淄作为一个工商业城市物质的富足和繁荣。

2、生活丰富多彩的文化之都。战国之世,临淄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富足,促使市民拥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追求。仅从现有资料看,其文体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

其一,音乐活动的兴盛和普及。一是乐器的多样与普及使用。现知见于文献记载的齐国乐器有磬、埙、钟、镛、铙、铃、筑等十余种之多。《战国策·齐策》说:“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可见多种乐器的使用已相当普及。二是古乐的流传。《论语》上所说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即是相传舜的乐舞,其在齐国的流行很广,演奏水平亦高。三是俗乐盛行。《列子·汤问》篇记载的韩娥到临淄卖歌讨食,过雍门,竟然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引起临淄百姓的轰动,而且使“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可见临淄人对俗乐的爱好。齐宣王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耳。”也说明俗乐在临淄无分朝野,人皆好之。

其二,各种竞技、游乐活动及专业文化团体的出现。《战国策·齐策》除记载音乐活动外,还记“其民无不……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可见各种各样的竞技游乐活动在临淄城中盛行一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所记的“滥竽充数”故事中,记齐宣王宫中设有数百人的吹竽队伍,这已是一个庞大的娱乐团队。

3、人才荟萃的古代“硅谷”。太公立国,以“尊贤尚功”为号召,此后,齐国历代有为国君,都大力提倡尊贤用才,使齐国对人才的重视在战国之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显著的标志就是在临淄创设稷下学宫,广揽人才,使其成为以稷下学宫为依托的战国人才的“硅谷”。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又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各国学者齐集临淄,“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上述记载为我们大致提供了临淄人才荟萃的情况:人才云集,名家荟萃,人尽其用,对齐国内外影响甚大。根据近些年学术界对稷下学宫的研究看,先秦诸子百家,大多数学者都到过稷下,这里不但是齐国的人才库,也是战国学术争鸣的中心。临淄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化名都。

足球起源于临淄,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文化动因。齐国经济文化的发达,临淄城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城市生活的繁荣多彩,以及人才的汇聚和创造力的迸发,使临淄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史上最具体育文化优势的城市,根于此,世界足球起源地也就非临淄莫属了。

(作者为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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