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怀念王小波

孙婷婷 绘

本报记者 江丹

1997年4月11日凌晨，44岁的王小波猝死于心脏病突发。生前的王小波并没有遭到很多的关注。但去世后的他，却逐渐演变为一个文化符号，标签是“自由知识分子”、“受难者”、“浪漫骑士”、“行吟诗人”。20年过去了，阅读王小波，怀念王小波，也成为很多人文学生活中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为什么怀念王小波，我们真的是在怀念王小波吗？

壹 第一部书在山东自费出版

王小波的母亲是山东人，19岁那年，王小波到母亲的老家山东牟平县青虎山插队。可王小波与山东的交集远远不止这些，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就是在山东出版，而且是自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正在美国留学的王小波完成了他根据唐传奇所创作的一系列历史小说。王小波将这些小说寄回国内，寻求出版，但一直没有结果。在那个处处都是文学爱好者的年代，王小波的文学天赋虽然已经初露端倪，但并没有被掌握话语权和扩声器的主流文学圈高看一眼。王小波的二姐夫在烟台做生意，他帮忙找了一个书商，花了几千块钱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小波的小说。当时山东文艺出版社在烟台、淄博等地设有工作室，接受自费出书。

为了吸引读者，这部小说合集取了一个略显猎奇和庸俗的名字——《唐人秘传故事》，也就是后来的《唐人故事》。可当时即使加了“秘传”两个字，这部实际印刷一千多册的小说集也没卖出多少本。王小波自己也曾说过，这本书卖得并不好。当时的图书市场上，在一般读者眼里，单看书名，这本《唐人秘传故事》可能与其他历史故事会并没有什么区别。王小波自己对这书名似乎也不满意，后来说起这本书来也有些不好意思，总是以“乱编的”对付过去。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的作者房伟，曾经专门去山东文艺出版社为《唐人秘传故事》的出版溯源，但在山东文艺出版社自编的《建社以来历年图书编目》中没有查到相关记录。近三十年后，在有的购书网站上，依然能搜到这部《唐人秘传故事》的电子版。

“写出《黄金时代》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写得好。”王小波曾如是说。可即便是能让王小波在写作上肯定自己的《黄金时代》，销路依然是问题。在《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里就有一个情节，王小波提着一兜子《黄金时代》，“一脸落寞，想去清华大学推销”。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当时出版社几乎给了王小波最优惠的条件，“前6000本一次买下，稿费按千字30块钱，卖1万册他分3%版税，2万册4%，3万册5%。”但是由于缺乏发行渠道，《黄金时代》销量不佳。据负责这本书的编辑赵洁平回忆，有一段时间，她和王小波在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两捆书，推到一些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上推销，先白送给人家几本，后边的再收钱。再后来他们又用月票坐公交车去找书商，劝书商买书。

实际上，直到1997年王小波去世，1994年出版的《黄金时代》都没有卖完。那期间，王小波的杂文已经引起了社会知识界的关注，但在王小波看来，杂文写作是副业，小说写作才是主业。遗憾的是，小说没有从经济的角度给他带来应有的成就感。

其实，王小波曾有过下海的想法，不是做什么特别大的生意，而是去办出版社。

贰 带着悲剧意识阅读王小波

1997年4月11日凌晨，44岁的王小波猝死于心脏病突发。

生前的王小波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真正地走入大众视野，不是因为他兢兢业业创作的小说，而是始于他的非正常死亡。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专业陈秋丽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游戏的小说——王小波小说艺术论》中提出了一个“早逝者情结”的概念，作者认为，王小波生前的作家、自由撰稿人和知识分子等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声名和相应的商业利益，他的小说也常常被出版社拒绝而无法示人，但是王小波的英年早逝却使得他的作品迅速得以面世并成为畅销书，王小波的名字也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这与世人对早逝者的特别关注是有关系的。

“早逝带来的时间上的加速度似乎在一瞬间增加了生命的厚度和重量，对突如其来的死亡的恐惧使得活着的人对生命的尊敬之情迅速提升。因为作者的缺席，这种尊敬必然投射在死者的遗著上，使得人们无法用平常心来审视和评价作品，它们被额外地赋予了死亡的意义；与此同时，早逝者作为命运坎坷者的一个典型形象被叠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永远在场。”陈秋丽分析道。按照这样的观点，我们在阅读王小波的时候，实际上带有一种悲剧意识，放大了他生前的文学创作遭遇，在夸大他怀才不遇的同时，可能也夸大了我们贴在他身上的“自由”标签。

“王小波之死”甚至成为1990年代的一大文学现象。据学者梁鸿的统计，王小波去世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共有约140多家海内外媒体发表了相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出版社几乎每天都收到关于王小波作品的出版问询，购书单更是数不胜数。与此同时，我们将王小波塑造成了“自由知识分子”、“受难者”、“浪漫骑士”、“行吟诗人”等独立、坚韧和美好的形象。

我们所怀念的王小波，是我们心中的那个王小波，他的形象来自他的作品，来自媒体对他的报道，来自学者对他的研究，更是来自他的妻子李银河对他的讲述。

叁王小波的小说抵御了时间

王小波逝世后，他的妻子李银河几乎成了他的代言人。文学评论家李美皆曾在其文章《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中尖锐地批评：“王小波的蹿红跟李银河有重要的关系，是李银河、出版商、媒体、从众的心态加在一起，共同打造了王小波现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是李银河的王小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王小波，是商业化的王小波。”

李银河曾在悼文中说，她与王小波一起生活的20年，是她看到的“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她希望王小波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是的，王小波生前所进行的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一项自娱自乐的业余文学爱好，他一直在为它们的出版面世而奔波，甚至希望它们能够解决生计问题。

某种意义上，或许是我们自己拔高了王小波的分量和意义。我们将王小波置于精神导师的位置，希望从他的文字里寻找一种对抗的力量。实际上，王小波本人可能并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他曾写道：“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在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的4月11日，文化品牌“新经典琥珀”邀请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和导演程耳，围绕王小波的作品《黄金时代》展开了一场主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读王小波”的对话。是的，我们并没有停止从王小波和王小波的作品中汲取力量，即使我们已经身处一个新的时代。

程耳说，他觉得王小波的小说抵御了时间，历久弥新，“他的那种渗透到思想、语言和叙事里的自由，他的冷静和深情，以及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最后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诞使他腾空而起，时至今日，他依然俯视着我们今天的时代。”

李银河说，王小波创作的就是纯文学，“那套意识形态上的评价，他一点都不在意，而且他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在哪个阵营，他就是写人性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70后”或许是阅读王小波的主力群体。王小波声名鹊起的上个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恰恰是他们呼唤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青年时代。直到今天，已经步入中年的他们依然在怀念王小波。李静在《王小波：这一代的精神兄长》一文中如是评论这一现象：“‘70’后一代之所以不停地追念王小波，只能说明一件事：自他逝去之后，我们既未能找到与他的智慧、理性、魅力及健全程度不相上下的精神兄长，自己也没能成为与他不相上下的成熟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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