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是我的良师益友

□汪焕荣

淄博市图书馆于1953年11月在博山东关外荆山脚下的范公祠成立了。她与我这个外地人交上朋友,一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54年8月,我从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来到中央重工业部所属的博山建筑材料工业学校任教。从一座繁花似锦、热闹非凡的大都市,突然来到煤灰烟尘飞扬的小山城,我感到十分孤独和失落,教学之余,为打发苦闷的时光,我重拾学生时代的业余爱好,拿起画笔画板,到博山城里到处转悠,摄取美好的镜头写生画画。

有一次,我沿着税务街往东,出东关,发现一座石拱桥,桥上石槽内,流水潺潺,有人在洗衣物、有人在洗脚嬉闹,也有人用铁桶挑水,热闹非凡。再往东看,在树荫下有座黑漆大门,门框右边挂着《淄博市图书馆》木牌,我就过桥走了进去,过园洞门便是主院。这是博山人为纪念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依山傍水修建的三进的范公祠。此处古木参天,荫浓避日,错落有致；中央有一个石板围成的水池,清澈见底,一串串水珠往水面窜出,十分丰沛；池侧立有约两米宽,一米多高的石屏,刻有“山高水长”四个草书大字,笔意豪放,顿挫有致。池面有三间大平房,其中连着的两间便是阅览室,中间放着两张大条桌,四周放着报刊杂志架,供读者随手拿取报刊杂志。读者可以坐在靠背椅子上,前胸靠在条桌上,静静地阅读。

这里供读者阅读的报刊种类十分丰富,除了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党报外,还有上海出版的文汇报、光明日报……美术类刊物除了北京出版的《美术》,还有上海出版的《漫画》《东风》等。我经常创作一些木刻和漫画等投稿,想查看是否发表了,便到这里来翻阅查询,均能查到。管理人员十分热情和细心,帮助我一张张翻阅,即使报纸已过期下架,也从柜子底下给我找出来查阅。

风云变幻,我所任教的工业经济学课程取消了,校方准备把我调往大工厂去搞生产,这一消息被市文化部门的领导知道了,于1962年8月,把我调到淄博市艺术馆从事美术工作,我从一名业余美术爱好者,成为专业美术干部。

淄博市群众艺术馆是1958年4月在博山北亭子成立的,与图书馆只一水之隔,同属一个党支部领导,同吃一锅饭(有一名炊事员为两馆人员做饭),同饮一泉水(范泉从图书馆喷出经石槽,流经艺术馆入范河)因此去图书馆借书看报更为方便了。特别是借书,可以直入书库,挑选中意的书借阅,不受数量与借期的限制,每人一张卡片,登记借期、书名即可,归还时,写上还期。因此,我读了不少关于美术,特别是木刻漫画方面的书,真是如鱼得水。“文革”期间,市直文化单位和区属文化单位合并到市工人文化宫,取名“工农兵文化宣传站”,市图书馆合并到文化宫图书室。那时,社会上乱哄哄的,谁有心思去借书看书?趁此机会,我从原馆那里借了四大名著,重新读了一遍。记得上初中时,我在绍兴古贡院藏书楼借读过四大名著,那时年纪小,看不大懂,后来上高中为了考大学,没有时间看了,彼此正好弥补了这个遗憾。

1976年,市图书馆从博山迁来张店共青团路12号新楼,与市艺术馆在同一栋楼上,我的办公室与借书室在同一楼层,因此,比在博山时更近了。那时,前来借书和看书的人多了起来,在工作之余,我推开办公室门就能见到图书室门口人来人往的繁忙景象。1984年3月,市文联调整和充实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我被调往设在市委大院内的市文联工作。虽然离图书馆远了,但家还住在图书馆北面的家属院宿舍,下班后和休息日,总要到图书馆走走看看,顺便看望一下相处几十年的老同事。

1982年,市艺术馆领导发起组织成立了“淄博市美术、书法、摄影工作者协会”,那时只称“工作者”,还不敢自封为“家”。到了1988年9月,才成立美术家协会,本人成为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根据协会章程,协会要经常举办全市美术展览,举办美术座谈会……这些工作均要与新闻单位打交道,事前要在报纸上发消息,随后要写评论。新形势下,又多亏了有图书馆,我从图书馆借来了《新闻学》、语法与修辞等方面的书来攻读。弄懂了消息与通讯的写法,“的”“地”“得”的正确使用法,什么是五个“W”。从此,美展的前言也好,观后感也罢,我总是提笔就写,这都得益于图书馆——我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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