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鎏金铜熏炉

□孙宜

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有一个状若山丘的高大土冢,虽历经千年风雨,其封土仍高达24米,气势非凡。1978年秋,考古工作者对此墓的五个陪葬坑进行了为期3年的发掘整理,收集出土文物12000余件,包括陶器、铁器、漆器、铅器、青铜器、金银器等,其中有精美罕见的矩形龙纹大铜镜、铁盔铠甲等文物。此墓因文物数量之多、品级之高,一时轰动全国。

在五号陪葬坑琳琅满目的各式兵器中,两件大小相近、闪闪发光的鎏金铜熏炉吸引了考古工作者的目光。两件熏炉中,稍大者通体为铜铸,外表鎏金,口径9.3厘米,通高14.4厘米；弧形盖顶饰一环钮,周围透雕两条盘龙,首尾衔接,线条流畅多姿；炉身为豆形,曲腹,腹部有微凸起的一周纹带,有效地克服了因腹壁素面而导致的单调感,并承饰一对铺首衔环；腹部刻有“左重三斤六两”“今三斤十一两”,底部外缘刻“今二斤三两”,另刻有多字,已显模糊。该熏炉整体造型圆浑典雅,镂雕纹样生动,铸作工艺精美,属同类器中的上乘佳作,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另一件藏于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

从出土文物的形制特点来看,它们是西汉初年的器物,器物铭文中“齐大官”“齐食官”的字样更提供了佐证。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大官和食官是专门掌管皇帝、皇后以及太子饮食的官。汉初,各诸侯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由此推断这些器物是由齐大官和齐食官掌管的齐王宫室专用的饮食器皿。此件鎏金铜熏炉的主人究竟是第一代齐王刘肥还是第二代齐王刘襄,有待于主墓室发掘后进一步印证。

熏炉也称“香炉”“熏笼”,在熏炉内焚香,颇有助于营造肃穆、高雅的气氛。香熏始于何时,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时即已开始焚香。汉代初期,随着交流的加强,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等罕见香料通过海上丝路传入中原,从而大幅度地开拓了香源范围,上层社会的崇香风气渐渐影响至民间。南北朝时期,某些地区已有专营香料的香市。到宋代,还有人作《香谱》,为诸种香料分类定名,详述其产地、性能和使用方法。香料的性质、品位不同,其用途也不同:有的入药治病,有的用于烹饪调味,有的用来酿酒,有的和入泥中涂抹室壁(如所谓“椒房”),有的用于庙堂祭祀……

汉代,百家传记迭出,有关香熏活动的记述丰富起来。从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的相互印证来看,整个汉代社会尤其是汉朝宫室,已然进入了一个香熏活动的上升期,汉代蔡质所著的《汉官仪》中就有相关记载:“女侍史絜被服执香炉烧熏。”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外邦进贡者络绎不绝,香料成为当时进贡的重要内容。香料在燃烧时香气更浓烈且更易扩散,故焚香成为最流行的用香方式,熏炉也随之兴盛。

旧记谓汉代始有熏炉,此种说法主要依据《西京杂记》关于长安巧匠丁缓制作“被中香炉”和“九层博山炉”的记载。但该内容讲的是丁缓制作熏炉的高超技艺,并未说由丁缓始作。如今战国熏炉在考古发掘中已多有发现,观察其构造的成熟程度,不排除春秋时期已存在熏炉的可能。但汉代熏炉焚香的风气特盛是事实,存世的汉炉也比较多。据考古资料显示,广州、长沙等地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已经出土了不少熏炉,其中广州地区400余座汉墓中,共出土熏炉一百多件,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了特制的熏笼。熏炉被做成各种形状,有豆形、鼎形、簋形、博山形,还有鸭、龟、虎、麒麟等动物形,周邦彦词中的“锦幄初温,兽香不断”、李清照词中的“瑞脑消金兽”,说的就是这类兽形熏炉。

熏炉最早多是陶瓷质地,后来发展为金、银、瓷、玉、铜多种质地,但因青铜坚牢且散热性能好,故以青铜质地为大宗。这件鎏金铜熏炉采用青铜制作,造型简洁,镌刻精美且实用,彰显出高贵大气的王室气派,更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鎏金,成为同类器中的佼佼者。有专家说,它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已经接近现代机械加工所能达到的水平。

两千多年前,这件鎏金铜熏炉陪伴着齐王深埋地下。如今,它又作为罕见的一级文物精品,为后人展示着汉初的精湛工艺。它所承载的汉代文明和历史文化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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