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消费，新欢换旧爱 受众转移冲击影视产业 娱乐新业态迭代加速

从大屏幕到小屏幕，从遥控器时代到流量时代，从明星到抖音网红，从体育场听演唱会到Livehouse听歌——2019，文娱消费的迭代正在加速。这一年，中国观众观影人次减少了将近两亿次，使得700亿元的年度总票房目标变得岌岌可危。人们转移的文娱兴趣去了哪里？几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同一年龄段的受众都有截然不同的答案：有的人爱上了更直观、更草根的直播玩法，有的人沉迷于脱口秀、剧本杀等新兴玩法，有的人固守美剧、韩剧、日剧的追剧习惯，也有人开始走进各种Livehouse听更加私密、更加有品质的爵士乐。新欢换旧爱，这是文娱消费的常态，不过2019让我们的感觉分外尖锐一些：呼朋引伴看电影的人少了，网剧也冷寂了一年，我们无法通过跟从、模仿来追上娱乐消费的时尚，只能在更多样的探索中寻找：属于我的新娱乐到底在哪里？

消费：消失的观众哪去了

遭遇查税、罚款、延迟上映等各种突发事件后，电影产业从去年开始进入寒冬。光是上半年，观影人次就减少了一亿次，得益于电影票票价提升，总体票房下降了不到3%。超过半数的影迷减少了观影频次，一方面是话题性电影不断撤档，另一方面是备受期待的电影无法引进。电影业最早提出了“小镇青年”概念，业内希望小镇青年强大的消费力能够支撑起各种爆笑喜剧、视觉大片的票房，正如小镇青年支撑起拼多多的业绩一样。然而现在看来，小镇青年是对票价最为敏感的一批消费者，当票补取消后，三四线城市票房也不可挽回地下滑了。

剧集方面，今年几乎没有产生国民级大作品，《长安十二时辰》虎头蛇尾，后半截遭遇一片差评。《小欢喜》受众集中于家长，引爆了社会的“教育焦虑”，真正产生颠覆性影响力的作品空置了一年。倒是来自台北的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在网络上赢得了一片喝彩，它对“罪与罚”深刻的探讨、客观的呈现让人耳目一新，贾静雯、吴慷仁凭借这部作品也再度走红。客观地说，由于限薪令的执行，导致众多大明星纷纷停工：拿不到相应的酬劳，他们宁可休息。这一方面造成了大卡司作品的短缺，另一方面影视投资的短缺也造成了影视佳作的短缺，这种颓势尚未看到转折点。

消失的观众哪去了？去了直播平台，去玩抖音，去感受移动端视频消费的魅力了。新技术的应用让普通观众感受到了草根式表达的魅力，大家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在小屏幕上感受新兴娱乐的趣味。舞蹈红人、爆笑短视频、动漫短片、影视集萃……这些娱乐产品密集供应，容易上瘾。年末不断有人在朋友圈哀嚎“必须卸载抖音”：对短视频、网红秀、直播秀的热爱，大大挤占了观众成块的、社交性的娱乐消费。如果影视产业继续萎靡，5G时代将会进一步蚕食文娱消费的传统领地。

追星：从崇拜欲到控制欲

2005年，满街手机拉票的女孩让大众第一次感受到了粉丝经济的力量。2007年，杨丽娟香港追星骚扰刘德华，轰动一时。2019年，粉丝追星已经进化到新的高度了：“德云社女孩”这个物种，热爱曲艺，熟知相声术语，为相声演员们捧场，顺便还能推广传统文化。她们能在几秒钟之内抢完张云雷的演出门票，也能为了秦霄贤这样不知名的相声艺人奔波千里，只为了听一段传统到掉渣的老相识《汾河湾》。粉丝追星，从短信投票、当街泼粪、偷窥尾随、偷窃内衣、门口骚扰、卖血卖肾、机场驻守、集资赞助到如今的好学上进，数不清进化到第几代了。

传统的粉丝追星套路我们都不陌生，基本上是崇拜欲发作的产物，像是萧敬腾的疯狂粉丝要跟他买同一栋楼、投资百万给他开演唱会，这在当年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现在的粉丝能够为胡歌的新片集资做宣传，能够逼迫明星更换经纪人，能够影响杨幂“不再接无脑剧”，还齐声要求陈伟霆的经纪团队不要接微商产品代言。粉丝与明星之间的绑定关系越来越紧密。十二年前的杨丽娟只不过是单枪匹马，就能让刘德华团队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现在的粉丝并非杨丽娟，但却有着杨丽娟没有的集体实力，他们超越了崇拜层面，试图通过经济实力对明星实现控制。

从崇拜欲到控制欲，这种变化深刻又冷酷，让业界感受到娱乐话语权的深度转移。今年《上海堡垒》上映，票房惨败到中途撤档的地步，业内人士揶揄道：男主角鹿晗的粉丝只要有十分之一购票观影，也不至于这点票房。另一方面，鹿晗由于与关晓彤的恋情曝光，大量粉丝弃偶像而去，商业价值因此严重缩水。另一个案例来自胡歌，他主演的文艺片《南方车站的聚会》即将公映，文艺片的票房很难爆红，胡歌粉丝集资数十万准备包场，此举遭到胡歌的公开反对，粉丝们赶紧回应：“我们想做的只是尽量扩大宣传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我爱你，所以也尊重你的所有决定。”在如此鲜活而直接的互动面前，我们不难看到潜藏的逻辑：追星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强势逆转，当追星成为一代年轻人的常态时，它势必影响娱乐产业的走向。这种控制欲势必蔓延，也势必进化。

新知：从文娱里获得新知

查税风波之后，文娱产业遭遇资本寒冬，不管影视还是综艺都进入低谷。这种低谷也是好事，大制作没钱了，会出现各种不落俗套的小制作，为受众带来风格各异的作品。像是今年，电影产业给我们贡献了霸凌、女性主义、女排精神等新鲜话题，综艺秀里“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这种老板人设也激起了广泛共鸣。周杰伦一首付费单曲《说好不哭》赚了三千万，大家立刻明白，唱片业已经被数字发行取代了。新知的出现，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期，通过一部电影、一首热门单曲而迅速被广大受众熟知，进而成为一个公众概念。

《小小的愿望》、《少年的你》两部临时撤档的电影重新登上了大银幕，《八佰》、《一秒钟》两部命运多舛的作品也时常传来破冰消息，说明我们这个变幻无常的电影市场还是有缓冲余地的。《少年的你》票房一路冲高13亿，让校园霸凌成为观众熟知的概念。这部电影给予年轻观众的冲击力之深，以至于唤起了一种集体情绪，让我们直面青春中那些不堪回首的灰暗日子。《送我上青云》里姚晨大胆出演了一位生活不如意的女记者，她也给出了当下语境里女性主义的范本：一个事业、爱情都不如意的女性，仍然坚持自己的身体权，坚持自己对生命的信仰。这种女性力量，让观众对这部作品充满了好感。陈可辛堪称深谙中国电影精神的大导演，在拍出了《甜蜜蜜》之后，他并没有让电影停留在简单的讲故事层面，《中国合伙人》、《中国女排》两部以“中国”冠名的作品，深刻描摹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女排精神在2019这一年，实在是提振国民精神的重要力量。

新技术的应用，会让我们的文娱消费变得更加有针对性。高晓松曾经说了大实话：以往的唱片，不过是两三首好歌加上七八首普通作品的堆砌。现在有了周杰伦的示范，歌手完全可以把最卖座、最有耳缘的作品拿出来“单卖”，照样可以卖出天价。未来区块链成熟后，一首歌完全可以加入区块链技术，为这首歌付费的所有歌迷都留下电子痕迹，困扰唱片业多年的“盗版”问题迎刃而解。我们的综艺秀也有了新业态：所谓的“慢综艺”的兴起，让我们看到明星们如何普通日子过出美感来。欧洲的“慢综艺”能24小时直播壁炉里的柴火、宠物猫的生活甚至漫天的飞雪，快节奏的中国观众也在逐渐学习在“慢综艺”里感受四时三餐、美好人生。文娱带给我们的新知，尽在流量的流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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