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归自在 高 旭

唐诗的“美”，不仅在“诗意”，更是在“心量”，正是二者相融，形成了唐诗蕴藉深远、气象宏大的“诗境”之美。

王维曾有名句“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便是对唐诗这种“诗境”之美的最好的艺术诠释。

因朋友邱为科举不利，仕途不顺，在其离京归乡之际，王维专门写了《送邱为落第归江东》（蘅塘退士编，章燮注疏，《唐诗三百首注疏》，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一诗送别，既以此宽解友人，“怜君不得意”，也用来表达自己力所不逮，无法向朝廷荐举友人的愧疚之意，“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

虽是一首送别诗，但王维在“俗情”之别里，却自有勉慰友人的深义所寄。“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这两句诗就集中反映出王维对友人深切的精神期许，也体现出他自身不同俗流的诗人情怀、高士风范。

人生“不得意”，自有应“归”时，但“归”有“身归”与“心归”之别。“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在王维看来，友人因科举落榜而“归”，心中必然有所抑郁不畅，实乃人之常情。可如若因科举失意，仕途不顺，就在精神上一蹶不振，颓废消沉，却绝非自己所愿看到的友人的人生状态。因此，王维试图从“安时处顺”的“心归”理念出发，用“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的诗句“点醒”友人，促其能够跳出一时“不得意”的心理局限，用更为宽宏洒脱的胸襟气度来应对人生逆境，使自我在“知足常乐，心归自在”中实现根本的精神解脱，超越名缰利锁、权势富贵的世俗桎梏。

“五湖”为“大”，“三亩宅”为“小”，以“大”见“小”，可知善处“小”者“心”自安。王维虽身居庙堂之上，但向有山林之志，曾有隐逸之时，因而面对友人的“不得意”，实际上，他是在用自身对“山林之志”的真切体验与追求，来由衷慰解友人。“五湖”的山水灵气，“三亩宅”的乡居闲适，足可让“万里”而“归”的功名之士有所栖“心”，有所释怀。尽管名落孙山的“不得意”时，正值“况复柳条春”的风光明媚之际，人心更易于变得自怨自艾，酸楚难言，但如能转换视角，调整心态，却也可在“归”于“五湖三亩宅”的过程中，重新感受盎然清新的春意，发现自然景色的秀美，从而宽怀自解，适性悦情。

其实，王维对友人的精神慰解，也是对自身而言，有着“借他人杯酒，浇我之块垒”的深层意蕴。王维此诗写于开元二十八、九年，其正为“侍御史”。玄宗一朝也已从张九龄为相变为李林甫当权，政治气候与环境日趋庸暗消极。王维本人虽仍在朝为官，但随着对其深为赏识的张九龄的被贬失势，事实上也心生出挥之不去的政治抑郁之情。因此，“怜君不得意”以及“羞为献纳臣”，其间所反映出的“怜”“羞”交错的复杂心态，对诗人来说，也有着深微难言之意。

可见，“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既是王维对友人邱为的宽解之辞，同样也是自慰之言。面对政治上的起伏得失，他选择了“心量”的自宽，试图用“安时处顺”的人生态度来坦然相待，用不忘“五湖三亩宅”的山林之志、隐逸情怀来安顿身心，洒脱而向。宽“人”者其“量”必先宽，慰人者其“心”必先大。王维用自己不同流俗的胸襟气度，以及神意超然的诗歌语言，为世人展现出一种“心量”与“诗意”有机融合后形成的“诗境”之美。这种别具精神蕴涵的“诗境”，不仅能让人们充分领略到唐诗的文辞才情之美，而且更能让人们深刻感受到王维所代表的盛唐诗人恢弘深厚的精神气度之美。

“诗如其人”，“诗”美亦是“人”美！王维之“诗”、之“人”，可谓是无愧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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