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的变迁

■梅方义

过去，我家的住房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之一。村里有个地主，想盖一所大房子，我家和他家是邻居，他要求我家的房子按照他家的标准盖，这样连在一起有气势。8间草房，堂屋4间、前屋4间，中间是两道土墙围成的院子。土墙、木梁、草顶，冬暖夏凉。草是西山上质地很硬的山草，房木是西山里上好的树木加工而成。大门前矗立两棵大枣树，还有一块半亩多地的菜园，里面种满了蔬菜。因此，我家很快被土匪瞄上了，193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一群土匪到我家抢劫，用枪打断了我太爷的腿，抢走了我年仅7岁的二爷，我太爷因失血过多而死。家里人变卖了田产，从土匪手中赎回我二爷，家道却从此中落，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家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父母很辛勤地劳作，但养活一个九口之家，还是很艰难的。我小时候常吃的食物是红薯和玉米，至于吃肉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要等到过年的时候。穿衣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改制而成。我6岁的时候开始上小学，学校就设在村子里，老师姓顾，一到五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大教室上课，一个老师教课。我记忆力很好，老师教完一篇课文，随后我就能背下来，深得老师的喜爱。村子里集体劳动，以铃声为号，集体上下工，男劳力干重活，犁田耙地，女劳力干手工活，割稻插秧。我的童年就在这个家、这个村子度过的，从没有离开过。

改革开放后，我们村在邻村（凤阳县小岗村）的带动下，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得36亩责任田，粮食连年丰收，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我家是我们村的“冒尖户”，是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户，乡上还奖励过一张手表票和自行车票。手表是上海牌的，125元一块，至今我还保存着。自行车是上海永久牌的，早已报废了。1986年，我家在堂屋的原址改建二层小楼，前屋的4间草房也变成了瓦房。我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吃饭不再是红薯和玉米，而是自家生产的大米和白面，吃肉已经变的很平常，除了猪肉外，还有鸡鸭鱼等，都是自家产的绿色食品。放寒假时我的任务是喂牛，放暑假时我的任务是放牛，那时候，牛是农户家庭的重要财产。放牛的任务很辛苦，晴天热，雨天淋，都要在野地里坚持。但相比干农活，还是相对轻松些。放牛的工作我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

1992年之后，我所在的黄陵矿业公司加快了住房建设步伐，我分得了一套51平方米2室一厅的单元房。住房的标准很高，两水两气（冷水、热水，煤气、暖气）。小区一共有11幢住宅楼，都是六层高。那时候，一个矿区就是一个小社会，小区内有幼儿园、学校、医院，还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菜市场的二楼是一排餐馆，高家饭店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家做的火锅和炒菜堪称一绝。每逢月初矿区开工资的时候，猪肉的价格就高；到了月末，肉价就跌下来了。一楼有个秦腔娱乐班，一到晚上，乐器就响了起来，爱好秦腔的人，总喜欢到此吼一嗓子，才感觉痛快。矿上的人性格豪爽热情，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8年我爱人调到西安工作，我家在西安高新区贷款购买了一套145平方米的单元房，三室二厅，小区绿化很好，楼间距很宽。小区还有学校，距绕城高速很近，建有商业区和餐饮区，生活十分便利。当时买房的时候，锦业路上空荡荡的，如今早已是高楼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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