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榆树的故事 朱荔芳

老榆树，是祖父种下的。他几岁的时候，不知哪里刮来一片榆钱儿，长出了一棵小苗。怕被鸡或羊啄啃了去，他用几根小树枝圈起来，一天天浇水，小榆树慢慢长大。到我记事，榆树七十多岁了。

祖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孩子们也曾像他们的孩子，在榆树下长大。1941年，日本人进村烧杀抢掠，在老榆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刀痕。祖母受到惊吓，不治身亡。仅有的粮食被抢走了，老榆树的叶子被吃光，榆树皮也被扒下来晒干碾碎吃了，祖父和他的兄长带着两家人，逃荒去了。

走到安徽凤阳地界，他们发现路边的破窑，便停下来。祖父拿着打狗棍，走很远也要不到一口吃的。直到有一天，大爷爷捧着一点剩饭回到寒窑，大奶奶已经冻饿而死。日本鬼子被打跑后，祖父带着家人重返故乡。榆树不知在哪一年又发了新枝，被刀砍、折枝、扒皮的地方，无奈地裸露着。

祖父给地主家扛活，从春到秋，种上冬麦就下了关外讨生活去了。每年有四五个月，祖父用双脚丈量着往返关外的长路。四五年的时间，两万多里路程。挣扎着活下来，祖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辍学的我父亲重新考学。

父亲考上了百里之外的济宁一中，带着有限的钱粮到校。家里的人长年地瓜、野菜，青黄不接时，“一树榆钱半月粮”。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入伍、转干，母亲当了村支书。祖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交出了当家的钥匙。

冬天的早晨，祖父咔哒咔哒的风箱声一停，我们起床了。厨房大锅的箅子上，馏着馍馍、地瓜和胡萝卜。母亲还会馏上一大碗热水，给全家人的洗脸用。热水不多，兑半碗凉水，祖父把脸盆斜靠在榆树根，在盆底攒出一窝水来。我们几个争抢着胡乱洗上一把，水就浑了。

祖父最后洗，边洗边笑着说：“黑水洗白脸。”引得我们咯咯地笑上一阵。

快晌午的时候，祖父从锅下掏出一个带盖的搪瓷碗，里面盛着早饭里留出的地瓜面或玉米面糊糊，还留着余温。他拿去盖子，用大拇指转圈抹去碗边的草木灰，嘴里喊着：“小狗喝糊涂了——”我们几个围在他的身边，伸长脖子，一人一口吱溜吱溜地喝起来。

到了晚上，我们缠着祖父要听故事。祖父有时忙着搓草绳，或修补筐子、篮子，就对我和弟弟说：“去用一只手摸一圈老榆树，回来我能猜出来是用哪只手摸的。”我和弟弟不信，手拉手去摸，祖父每次都猜得准。我们却总也猜不对，祖父高举的哪只手里攥着冰糖，猜不出他从卷着的帽檐里摸出的是几颗花生、干枣，还是2分、5分的硬币。

祖父个子不高，红红的脸庞。一双粗大的手，像温暖、粗糙的老榆树皮。祖父喜欢眯着眼睛，看不出曾经的岁月沉淀了什么。

父亲从部队寄回的津贴，母亲总是先花给祖父。他的冰糖罐没有空过，烟叶袋里总装着上好的烟丝；冬有羊皮袄，夏有绸布衫。村里能享上这种福的老人不多，孙子孙女绕膝承欢，也让村里的老人们眼热，“好儿不要多，一个顶十个。”

我们全家办了随军手续以后，祖父难离故土。父亲选择了转业回地方，祖父再次拒绝进城，只得留下二姐在老家和他作伴。我们再回去看他的时候，见祖父常靠坐在老榆树下打盹儿。夕阳西下，那场景让人有些恍惚，老人仿佛已成了一棵老树，那棵老树似乎幻化成一位老人。

祖父86岁那年，自知时日不多，却不知这院落将归何人，老榆树将命归何处。祖父做了一个决定，他叫来一群人，把陪了他一辈子的老榆树放倒了。

硕大的树冠，砍伐下的枝条，拉走了几车。掘出的榆树疙瘩，能劈成一垛柴火。树干上，那一圈圈或疏或密的年轮，是无声的悲欢之歌。几个月后，坚硬的榆木棺材成了祖父永远的家，他和老伙计再也不分开了。

老榆树，一枚极轻的种子，孕育出磅礴的生命。在时光中辗转多年以后，依旧能触摸到那生命的底蕴。在喧嚣与冷漠混杂、萌发与枯死交替的生命潮流中，那极轻的种子又何其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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