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妈妈走了……

□陈安东

10月20日，88岁的妈妈走了，找她那些先行离去的亲人和同志们去了。

年龄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拽着三哥的手，行进在抗日的队伍中。16岁上便正式参加了革命，自此一直热情高涨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她的主要职责是组织群众支援前线。1948年她离开了家乡——江苏盐城，随大军南下来到安徽，前前后后在江淮大地工作、生活了70个年头——从皖北到皖南，从巢湖到芜湖，最终来到徽州。她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奔波万里，如今，妈妈走了，这一次她去的地方是那么遥远！

深夜灵堂里，万籁俱寂，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寒意。我久久地望着妈妈，妈妈似也在静静地看着我，慈祥的面容和深情的目光同往常一样。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我看来，妈妈的目光里又略带几分戏谑的意思：你这内心善良却又不大听话的倔小子，没有了我，有些伤心、有些难过了吧？

是的，自从父亲1999年逝世之后，离休的妈妈还曾坚持独自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兄弟姐妹都放心不下，劝她轮流到几家都住住，她总算听从了我们的安排。来我家后，我发现她的最大变化，就是脾气比以前好多了。

人家都说“严父慈母”，我们家却是父慈母严。我们兄弟姐妹谁不听话做错了事，准会遭受妈妈的训斥。起初叫“办学习班”，后来是“开民主生活会”，全家围作一圈听她训话，从大到小轮训一遍，犯错者大气不敢喘，其他人也一个个正襟危坐，否则就会招致一阵呵斥：还有你，也不是好东西！视我们犯错的程度，轻则一顿骂，重则一顿打。挨打过后还得认错，认错之后还得写份检查——检查书连同那让我们尝到苦头的棍子一并挂在墙上，以示警告，从此看谁还敢再犯。

这样的惩罚，我挨过有多少次已经不记得了。记得“文革”中的一天，我和同伴一起抢了别人的主席像章，母亲知道了，不给饭吃，责令我立即还给人家。我是家中最小的男孩，所以连累哥哥姐姐都无辜为我受到多次责骂。母亲的理由是：小的有错，大的有责，为什么不把弟弟带好？！说来惭愧，我结婚成家后还曾挨过她一棍子，为什么？因为犟，不听话。

母亲对我们管教得的确严厉。她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总是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把事情做好。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两个当过兵，二哥初中毕业就去参军了；四个下乡插队，两个当过工人。我们勤勤恳恳为国家工作，堂堂正正在社会做人，这与母亲从小对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母亲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她服从组织安排，到过很多单位，一方面，她对同事的工作要求很严格，另一方面，对有困难的同事很关心，时常帮助他们。我记得小时候，常常有位阿姨牵着小女孩到家里来玩，妈妈很热情地接待她，有时还留她们吃饭。后来才知道，这是她单位一个同事的妻子和孩子，丈夫一人拿工资，养活全家七八口人，生活的确困难，妈妈时常接济他们，所以常有走动。

妈妈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一直坚持学习、写笔记，看报，关心国家大事。离休后，单位的党组织活动她都坚持参加，还总要发表意见，特别是民主生活会。我有时劝她少去，更不要批评别人，但我知道，说了也没用。我给她的评语是：优点，认真；缺点，太认真……

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在病床上召集了最后一次家庭会议，她说：我的病我知道，现在交代你们最后一件事。你们知道，我的存款不多，我走了以后，你们要代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哦！这就是那个一贯勤俭持家、省吃俭用的妈妈，这就是让我们从小吃咸菜、喝稀饭的妈妈，这就是逼我们上中学时还穿哥哥姐姐衣服的妈妈，这就是让她的孩子在结婚时不准大操大办的妈妈，这就是我们一生艰苦朴素、忠诚于党的母亲……

10月19日，我在医院陪护，白天也还平静，妈妈静静地躺着，监护仪平稳地显示出让我们稍觉心安的数字。但在次日凌晨两点之后，我莫名地惊觉有点异常，睁眼便发现监护仪上那血氧饱和度的数字起了变化，它忽忽悠悠地往下掉，却不见回升，掉得那样无情而令人揪心……我和阿姨（一位非常专业且尽责的护工，她一直在医院陪护着妈妈的日日夜夜）凝神盯着冰冷的机器，那心率死死地钉在90多，血压死死地钉在90—40，而那该死的血氧饱和度还在往下掉……值班的护士来了，她在我耳旁轻轻问了一句：“还用药吗？”我的心中猛然颤抖起来：竟然到了这样的时刻了吗？难道妈妈的生命就要在我的面前结束吗？我不敢多想，也不容多想，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坚定地说：不能停药！原来怎么做照样怎么做。由于药物的支持，妈妈的生命得到了延续。我多么期望，这延续给妈妈带来可能的转机……

突然，旁边的阿姨惊呼起来：“该喊他们了。”——血氧饱和度已掉到了60以下，我心情沉重地拿起手机，向家人发出了妈妈病危的通知……

清晨，我们家人都赶到了，一个个肃穆地站在妈妈的病床前面，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姐夫、妹妹，我妻子李真、孩子陈龙也随即赶来。整个病房无人说话，只听氧气机“咕噜、咕噜”单调乏味地响着，不时伴有家人的啜泣声……此时的妈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久久，久久，才见嘴唇微微抿动一下，她的脸庞渐渐显得又黑又瘦，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我昏昏沉沉中，突然听见身边响起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只见陈龙一下跪倒在床前，连声哭叫着“奶奶、奶奶”……这时的监护仪，呈示着一条可怕的直线，它追随着我的妈妈，停止了生命的律动，终止了它此次工作的使命。时间就这样永远定格在“2017年10月20日10时20分”……

11月13日，按照母亲（刘荣）的临终遗嘱，我们一家派出代表前往母亲生前的单位市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替母亲向组织缴纳了最后一次党费1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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