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上了南极长城科考站

姚云/文

[人物简介]

姚云，笔名一片云，安徽合肥人，工商管理硕士。从事IT行业20年，现任安联集团总 裁；2008年奥运火炬手；连续两年荣获 “合肥市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发行个人散文集《千里白云一梦遥》、《你在，你不在》、《坐到夕阳披挂下来》等，并与文友合作出版发行 《阅读合肥》、《我们的莎士比亚》、《记忆之中的定格》、《合肥的小街小巷》、《文字是我们的纪念》等五本散文集。

距离合肥：16614KM

在南极的每一天我都舍不得呆在房间里，更舍不得多睡觉，唯恐错过了这独特世界的美妙，毕竟这里的世界不同于我们日常的俗世，我要尽情地欣赏它。来南极第三天了，第一天顺利登陆艾秋岛后，我才了解南极是多么荒凉孤寂的一块土地；第二天我们又登陆了南纬62度的罗特尔岛，以及中国长城科考站。

从1984年到2014年三十年间，中国陆续在南极建了四个科考站，分别是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其中长城站建得最早。

这一天下午，邮轮广播里通知我们准备登陆中国长城科考站，这可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件事。去科考站当天的天气却很糟糕，狂风怒吼，海浪翻滚，气候异常寒冷，我把最厚的衣服都穿上，浑身包裹得很严实，依然会觉得来自四面八方的寒风穿透身体。

长城站是中国在南极的第一座科考站，建于1985年2月，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建立了32周年。长城站位于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上，附近地衣、苔藓、藻类植物生长茂盛，并且生长着南极洲仅有的4种显花植物，沿海地带有长约2000米、宽约300 米的滩涂，是企鹅、海鸟和海豹的栖息地，被称为南极洲的绿洲。

在该岛上，除长城站外，还有其他国家设立的7个科考站，与中国站相邻的有：智利的费雷站，俄罗斯的别林斯高晋站，乌拉圭的阿蒂加斯站和韩国的世宗王站。

当我们全副武装坐上冲锋艇到达中国的长城站时，心情都很激动，这也是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体现。当年也即1959年12月1日，由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等12个国家联合签署了一个条约，叫《南极条约》，这12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在南极建有科学考察站。《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的目的，促进在南极洲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自由，促进科学考察中的国际合作，禁止在南极地区进行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活动。 1983年6月中国加入了这个组织，并被获准出席会议，但由于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科考站，因此被列入了缔约国，而缔约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是无表决权和决策权的，所以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进入议程表决时，会议主席即宣布：请缔约国到会议厅外面喝咖啡。且事后连表决的结果也不通告，这对于正处在改革开放、发展迅猛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遭到了羞辱和强烈的刺激。于是在1984年2月，有32位科学家站出来，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中央，建议中国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此举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认可。后经多次实地勘察和研究权衡，最终确定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南部为中国南极长城站站址，第一面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了南极洲，从此，在南极事务上，谁也无权请中国出去“喝咖啡”了。

面对这样一段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历史，怎能不让我们在踏上它的时候心潮起伏、热血澎湃，多少年的仰望终于梦想成真。

我们上岸后，眼前乌云低垂，狂风大作，吹得人站都站不稳。上岸没多久，天空竟下起了冰雹，砸在脸上生疼，天气也愈加寒冷，我把自己裹得只留两只眼睛看路，连手机和相机也不愿拿出来拍照了。暴风雪频繁光顾是长城站的最大特点，每年狂风的天数都会在60天以上，我们此趟正好都体验到了，又是风又是冰雹又是雪，可想而知这里条件之艰苦。

我和同伴们一上岸，不顾寒冷和狂风，便在著名的景点——写着“长城站”三个字的大石头旁合影留念，这里应该是国人从电视上看到的最熟悉的一个场景。长城站从建站的1985年2月开始，每年有一批科考队员来这里工作，今年（2017年）已经是第33批了。环顾四周，是冰冷的铁皮房，或者铁皮箱子，因为那些房子外表更像是铁皮箱子。脚下砾石遍地，我顶着寒风，踩着这些石子东倒西歪地往里面走。在离岸边不远的路口，我看到了一个高高的标志牌，上面第一行赫然写着合肥两个大字，旁边标记了一个数字16614KM，这是南极长城站离合肥的距离，我很兴奋，跑过去指着牌子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才明白这块牌子竖立在这里的意义，是为了纪念那些曾经来过这里工作的科考队员的家乡，我们的大合肥居然也贡献过这样的人才。

在长城站遇到三拨人

第一拨是在靠近海边的邮局里，这里有两位工作人员，他俩看上去非常年轻和朴实，大概也只有三十来岁，他们一直低头在忙着手头上的工作，偶尔抬头与人交流两句。邮局里面显然比外面要暖和很多，大家自觉在大厅里排队，为自己手中的明信片或带来的书籍盖上长城站邮戳留作纪念。说是邮局，其实也就十几个平方的地方，其余的房间都是建站历史陈列馆供人参观的地方。在这里也只能盖个纪念戳，无法邮寄。

我站在长长的队伍中，手里捧着的是许辉先生一家三口写的一本书和几张明信片。之前带来的几本书全都捐给南极船上的图书馆了，那里的书架上全是英文书，我们来之前竟然找不到一本中文书籍，看着就有些忿忿然。可是这书实在是太沉了，加上箱子里塞的都是厚厚的衣服，所带行李上飞机又有重量限制，不然可以多带几本到这里来。来之前，也左右衡量，选了几本书带到南极来。一本是许辉主席的书，他是安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书自然代表了我们安徽的最高水准，带来最合适不过的了。还有《合肥文字》兄弟姐妹们一起出的一本书——《我们的莎士比亚》，里面有十几个兄弟姐妹写的文章，这本书是我们共同的结晶和友谊的象征，无论如何也要背来。还有一本是闫红妹妹的书，她这些年文学成绩斐然，最关键是她文章写得那么好，为人却又十分低调，作为她最好的姐妹，我理应把她的书带到南极来，让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能欣赏到她美妙的文字。再有就是我自己今年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坐到夕阳披挂下来》，写得好坏已无关紧要了，世界辽阔，这个一生可能只来一次的地方，权当留个纪念吧。

我把许辉主席一家三口写的《一家三口的三种生活》在长城站的邮局里盖了章，又把带去的一大包食物捐给了邮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很感激地收下，并与我合影留念。

遇到的第二拨人，是在我正顶着风雪低头匆匆往科考站里面走的路上，他正迎面走来，看见我，便笑着停下来打招呼，说美女不适合来这里，他很幽默也很健谈。一问，知道他是个生物科学家，来了有一年了，每天收集数据，工作单调枯燥。这里一般一年一换防，夏季来这里工作的人多一些，大概会有50多人，冬天只有14个人。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采集数据带回去研究，有气象的、生物的、电离层、高层大气物理、冰川、地磁和地震等等常规观测项目。他还介绍说附近的美国科考站比中国科考站的人要多，最高峰有2000多人，站里灯红酒绿很繁华，建有飞机跑道，什么东西都是应有尽有，相比之下长城站的条件要简陋艰苦得多。

遇到的第三拨人，是在我参观完他们的蔬菜基地之后。这里种的菜，全是无土培植，有西红柿、辣椒、土豆、青菜……又去参观了旁边的长城站活动中心，这里有五个人，其中有两位是实习的学生，跟着导师来到南极。问他们苦不苦？他们回答，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历练。活动中心里面的设施很简陋，但考察队员们都觉得已经很满意了。我们在室内的篮球场跟队员们合影以表示对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巨浪中险象环生

从活动中心出来的时候，我跟大部队走散了，只好独自上了同一邮轮一起来的浙江商会团队的那艘冲锋艇。没想到，回去的路上，遇到了狂风大作，一波又一波的巨浪毫不留情地劈头扑来，海水凶猛地冲进船舱，我们身上脸上全是水，我赶紧蹲下用厚厚的手套护住脸部，但无济于事，根本挡不住眼前巨浪的疯狂。驾驶冲锋艇的是个膀大腰圆的女探险队员，我认为她的驾驶技术有问题。我来的时候驾驶冲锋艇的男探险队员都是跟着巨浪的跌宕而起伏，所以我来时没被海浪打到身上，而眼前这个女探险队员却总是跟不上风浪的节拍，所以当我被十几拨巨浪劈头盖脸地反复冲击时，我绝望地以为肯定会葬身在这里了，船上有个女孩放声大哭起来，我也害怕得要命，但没有一点办法，只能闭目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个时候我才觉得在南极无常的气候和发疯的海浪面前，人类是多么渺小无力，我只有在心里祈祷能够平安回去。虽然我穿着救生衣，但这样的气温，翻船落水即使不淹死也会被活活冻死，这短暂的十几分钟距离对我们这群丧魂失魄的人来说，仿佛有一个世纪那般漫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到达邮轮旁边了，惊魂未定的我手脚并用地爬上岸，在邮轮上，进入大厅里咕咚咕咚连喝了两碗牛肉姜汤，想把体内的寒气逼出来，回到房间又赶紧冲了一个热水澡。我以为我会生病，却没想到我的身体真的很棒，感谢爹娘给了我一副好身体。

南极之旅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难忘之旅，一次次磨砺，一次次挑战，每天在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绝美的风景中切换。每迈出去一步，都会是身与心的考验，好在我挺过来了。

南极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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