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兹邑”旁话春秋 “楚王城”里说过往

2014年时的鸡毛山

“鸠兹”一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左传》。而“芜湖”一词，则最早见于《汉书》。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元代汪泽民（1285-1355）《浦侯去思碑记》有“芜湖古鸠兹，今为壮县”之说。康熙版《芜湖县志》则明确记载：“鸠兹，芜地也。芜之见《经》，始此。”《左传》系十三经之一。

关于“鸠兹”

“鸠兹”究竟是一个行政区域还是一个自然地名，最早对“鸠兹”加注的东晋杜预（222-285）并没有说，此后的史书典籍也未见记载。直到明末清初，孙琮（1692年前后人）在《赭山滴翠轩晚眺》说到“鸠兹古名邑，设立大江旁。”同时期的还有杜诏（1666-1736）《登识舟亭》有“小小鸠兹邑，人烟杂数洲”之说，这是比较早地提出“鸠兹邑”的概念。

“鸠兹邑”究竟是边鄙地区，还是腹心地区？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认为，应该为吴国腹心之地。至于吴楚边界在哪里？《左传·宣公八年》有“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今安徽舒城），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而吴楚边界的另一说法，则是出自《左传·襄公三年》。鸠兹之战，吴国反击，一举“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驾，即今无为襄安。可见吴楚边界当在长江北岸。

《左传·昭公元年》有“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所谓“疆场”，就是边疆边界。这里说的“一彼一此”，是春秋时期的常态，相邻两国征战、联合、谈判过程中，经常有所谓“割城”之说。但鸠兹从公元前570年到始皇二十五年（前223），鸠兹先属吴，再属越，再属楚，最后归秦，始终没有“割城”之说。虽然我们无从推测“鸠兹”何时更名为“芜湖”或“无湖”，但我们知道，鸠兹是位于吴国的腹心地带，而非边鄙之地，是吴国国都在太湖以西的一道重要屏障。

至于鸠兹的兴盛与发展，应该与疏通中江有关，相传为伍子胥（前559-前484）的功绩。宋朝单锷在《吴中水利书》内写道：“自春秋始，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

中江东通太湖（古称震泽），西连长江，尤其是漕运的发展，直接促进了鸠兹经济的发展，而鸠兹的政治军事地位就日渐重要起来。

关于“楚王城”

据光绪版《宣城县志》记载：楚王城一为“吴楚相拒，因山创城”；一说为“楚王英筑”。这是目前史籍中最早也是唯一对于“楚王城”的记载介绍。

楚王城的规模，业经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认定，《安徽文化史》称：“古城依山而筑，地势东高西低，城廓保存基本完好，平面呈矩形，东西长约370米，南部宽约300米，面积10万平方米。”

该处曾出土石器时代至南北朝时期的文物，符合“吴楚相拒，因山创城”之说。关于楚王城的规模规格，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桥段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郑庄公的弟弟京城大叔段建城超过一百雉（古代计量单位：一雉为三丈长，一丈高）。《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国大夫祭仲向郑庄公提出警示：“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同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按这样的标准计算，当时的国都，应该是一百雉，即三百丈长宽，按当时的计量单位（商代一丈大约是2.3米，秦汉大约是2.7米，折中算春秋时期应为2.5米），折算应为750米长宽。而楚王城现有长宽约为300米长宽，规模应该说是属于一座大都。

至于称之为“楚王城”，尚有商榷之处。《宣城县志》称“楚王英筑”。据查，《后汉书》有“楚王英传”，言其“永平十三年（70），徙丹阳泾县。十四年（71），英至丹阳，自杀。”如果说是楚王刘英筑城，则是在建武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之间（39-52），因为刘英是十五年（39）封楚公，十七年（41）进爵为王，二十八年（52）就职。

关于“无湖”

“无湖”之称始于何时？尚不得而知。现最早见于记载的当属《汉书》卷十五“王子侯表”。

据《王子侯表》分析，“无湖”一名在古籍文献上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128年，即汉武帝元朔元年。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采用这一说法，后世历代出版的《史记》均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丹阳郡”下注“《索隐》表在无湖”。

“无湖”之称不仅见于史籍记载，还在于有实物佐证，那就是出土文物“无湖长印”。

“无湖长印”，现存繁昌区文物管理所。该印系铜金属材质，正方形，龟纽。根据史籍记载分析，该印为四字印，印的规制符合西汉初年汉印的基本特征。

关于四字印的记载，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多有记载，四字印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其废止时间及五字印的起始时间，则是有迹可循。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而《资治通鉴》说得更是直接，对上述说法予以描述，证明史实。这是因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亲身参与了此项工作，《资治通鉴·汉纪十三》载有：“太初元年（前104），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上召兒宽与博士赐等共议，以为宜用夏正。夏五月，诏（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共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藏，垂之后世云。”

司马迁是当事人之一，《史记·孝武本纪》记事应该是准确的。由此可以判定，四字印终止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04年。

关于“芜湖”

“芜湖”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改鄣郡为丹阳郡，领县十七，其中就有芜湖”。据嘉庆版、民国版《芜湖县志》称：“黄武二年（222），以高瑞领丹阳太守，徙治芜湖。”迁徙当时的芜湖县治（丹阳郡治）至两江（长江、青弋江）交汇处，“扼中江之冲”，在当时来说，军事上的意义更大一些，西防曹操，南镇山越，以拱卫京都，芜湖遂成为长江东岸的军事重镇。因此，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刘备就大发感慨“江东形势，先有建邺，次有芜湖”，极言芜湖的战略地位重要。

刘备说这段话的时代背景，可参见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记载有刘备与孙权这样一段话：“刘备至京（今镇江），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紧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南京）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

由此可见，当时刘备一劝孙权建都镇江，二劝孙权定都芜湖。即如裴松之也说：芜湖与秣陵“道差无几”，定都秣陵还是芜湖，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孙权出于征战徐州的考虑，建都秣陵。如果孙权听从刘备的建议，芜湖当时就可能成为吴国的都城。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芜湖在三国时期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其标志就是孙权任命徐盛为“芜湖令”。由“长”而“令”，一字之差，说明芜湖由“县民一万户以下”升格为“一万户以上”。

秦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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