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仙 东 渡 秦朝著名方士徐福

□宋志刚

徐福（生卒年不详），亦称徐市，字君房，黄县（今龙口）人，秦朝著名方士（古代从事求仙、炼丹等活动的人），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具有大无畏开拓精神的航海家、受到中日韩三国人民尊敬的和平使者。

族系源流

徐福宗族渊源，《徐氏宗谱》与《左传》《汉书》《后汉书》等均有记载；其世系流变，至今未见正史记载，但起始于汉朝的谱录著作，唐宋朝引入方士的家谱，为徐福世系研究提供了可资参阅的史料。

徐福宗族渊源。徐福远祖可追溯到五帝时代金天氏少昊（赢姓），少昊重孙为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夏王封伯益之子若木于徐，即徐国，故地在今安徽省泗县北。据国内甲骨文、金文专家考证，甲骨文中有关于徐国的记载，若木为徐国第一代国君，与秦、赵同为赢姓，徐为其氏。战国时期，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灭亡后，子孙以国为氏。

《徐氏宗谱》所载与《左传》《汉书》《后汉书》等一致，表明徐福为徐国后裔，徐若木为其一世始祖。

徐福世系流变。现代学者研究徐福世系者颇多：中国台湾徐氏宗亲会徐子明、徐悦堂纂写《徐氏大宗谱》，徐州师范大学罗其湘编撰《江西<草坪·徐氏宗谱>初考》《弥生的虹桥》，皆是在古人谱牒史料的基础上，考证了大量近现代家谱资料，对徐福世系作出的系统阐述。

据徐悦堂先生考证，记载徐福世系的古代徐氏家谱、族谱有多部：

《徐氏大宗谱》。对徐氏源流记述详尽：“徐氏，子爵，嬴姓，皋陶之后也。皋陶生伯益，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在徐城县30里，泗州临淮有徐城（今安徽泗县北），自徐若木至徐偃王诞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周又封其子宗为徐子爵，宗十一世孙章禹鲁召公三十年，为吴所灭。子孙以国为氏。”

《南洲·徐谱》。三国时徐庶(今河南禹县人)编《南洲·徐谱》曰：“南洲高士徐稚，字孺子，祖籍东海，于战国末年其祖先该公奉祖命隐南洲，永不仕，耕读传家，淡泊名利，自食其力……”又曰：“徐仲公，为徐偃王二十六裔孙。仲生二子，长讳长，次为延，延即尚也。长生猛，猛生徐咨与徐福，徐福率祖人入东海祖洲（即今之日本），尚知徐福将反，遂令其曾孙隐居南洲（今南昌），该不及避，令其子徐坚隐居南洲，自此寄居南洲，八代至稚……”

《徐氏太宗谱》。记述的徐国兴旺的历程，与卫挺生《日本神武开国新考》相吻合。据徐悦堂先生考证，徐氏总堂号之所以叫做“东海堂”或东海郡，是因为徐氏“来自东海，去之东海”。所谓“来自东海”，指天下（海内外）徐氏皆发源于东海之地，故曰“泽衍东海”（即今江苏东海、赣榆地方），所谓“去之东海”，意指徐诞失国后蹈浮舟沿泗水由黄河口（今江苏阜宁今称旧黄河口）出海东渡，至舟山群岛（古称翁州）隐居，自此徐国臣氏，每日思念徐王诞，故徐氏以东海为“堂号”。

著名地理学家罗其湘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对江西临川、南丰、南城、九江等地《草坪·徐氏宗谱》《邱园·徐氏家谱》《龙溪·徐氏宗谱》和《徐家垅·徐氏家谱》等进行考证，认为《草坪·徐氏宗谱》中，有两处有关徐福世系的记载尚属大陆首次发现。一是《徐氏历代源流》中记有“受姓祖，讳巿。因始皇游海上，上书。娶卞氏”；二是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魏敏洪撰写的《徐氏历代宗谱序》中，记有“自巿公受姓下传……”罗氏考证了各种版本的“徐氏家族”之记载与卫挺生先生之考证对比分析，认为有诸多相吻合的共同之处：“一是徐氏出于颛顼之后；二是受赐嬴姓；三是夏封于徐；四是子孙散居于‘东海郡’‘禹贡徐州之城’或‘江、淮、泗、济’之间。”

日本官撰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神皇正统记》等正史，对徐福家世未予记载。山梨县富士吉田市宫下义孝先生家藏《宫下富士古文书》（又名《徐福古问场》）对徐福家世记之颇详。后来，《宫下富士古文书》复印出版，改名曰《神传富士古文献》。

《神传富士古文献》是一部记述包括“徐福渡来”在内的弥生时代历史的日本最古老的典籍，饭野孝宥据此考证了徐福在日本的世系。

据徐福七世裔孙秦福寿著文载，日本第七代孝灵天皇之时，徐福渡来日本列岛，先后抵筑紫（九州）、南岛（四国）、不二山（富士山）。徐福把7个儿子改为日本姓氏，然后把他们分别派往7个地方。从此，徐福的子孙遍及日本各地，逐渐繁衍起来。徐福则自称秦之徐福，后代秦姓或者带有福、羽田、波田、波多、畑、畠等字的姓氏和地名，皆与徐福的子孙或与徐福一起东渡的秦人子孙有关。

籍贯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记载徐福为齐国人，但并没有说明确切籍贯，国内对其故里一直存在争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观点主要有山东烟台龙口说、山东青岛琅琊说和江苏连云港赣榆说。

山东烟台龙口说。徐福故里龙口说，主要依据是元朝于钦所著《齐乘》记载：“徐乡，盖以徐福求仙为名。”明、清两朝《一统志》《登州府志》《黄县志》《山东通志》在“登州府黄县”或“黄县”条下，均引用了《齐承》的说法，记载了汉朝徐乡县是以徐福求仙而命名的。

徐乡，位于龙口市东城区西北7公里处的徐福镇乡城东村村南。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春秋末期，即公元前567年，齐国灭建都于今龙口归城一带的莱国后，按其行政区划，在莱国旧地的北部沿海设置士乡城。战国时期，士乡城已发展成为齐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秦朝初期，设置齐郡黄县，士乡城失去了昔日的中心地位，因而降格为黄县下属的一个乡级行政区域单位，地名也因徐福求仙而改称徐乡。西汉初期，徐乡又升格为县，并在士乡古城址上修建县城。公元12年（王莽新朝始建国四年），封第五代胶东王刘授四子刘炔为徐乡侯，徐乡县因此改称徐乡侯国。公元30年（东汉建武六年），徐乡县并入黄县，原县城随之被废弃。

两千多年来，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和人为破坏，徐乡城的地面建筑现已荡然无存，只在地面上还保存着城墙、宫殿、作坊、道路、排水沟等历史遗迹。

徐乡城遗址以东1公里处有徐家庄村，村中徐姓农户自称是徐福后裔。在龙口，徐姓为大姓，遍布20个乡镇，与徐姓村庄或徐福东渡有关的地名有20多处。徐姓族谱记载：“有族人徐福东渡日本不归。”

山东青岛琅琊说。琅琊说，亦是依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从以下六个方面予以推理证明。《史记》记载，徐福为“齐人”，秦统一六国后，齐地置齐郡、琅琊郡，今胶南为琅琊郡，龙口归齐郡，均为齐地，而赣榆非齐地，不在此内，徐福作为齐地之琅琊人自然也符合这一条件；琅琊属徐福上书所言之“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所在之渤海地区；方士发源于燕齐沿海地区，而琅琊是秦方士集中地区，司马迁曰：“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帝采用之。而宋毋忌、已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四时主”祠琅琊，且琅琊为齐之主要港口，由琅琊入海求仙极为方便；从《史记》记载观之，琅琊是秦始皇东巡时行经次数最多和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亦是徐福一生主要活动地区之一；琅琊是郡城，是东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盛产五谷、以丰饶闻于天下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才能产生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琅琊地处东方海滨，属获渔盐之利，而航海业亦早有发展。《管子·戒篇》曰：“齐桓公将东游，南至琅琊。”《晏子春秋》亦载：“齐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而这正是徐福之所以要在琅琊上书出海和始终将琅琊作为其航海求仙活动基地的根本原因。

江苏连云港赣榆说。1982年6月，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原赣榆县）进行了一次地名普查，在金山镇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一个叫“徐阜”的自然村。据当地人说，“徐阜”原名“徐福”，明清时仍称“徐福村”。另据出土文物可知，赣榆在战国时属齐地，秦朝时属琅琊郡，实际也果真如此。由此，位于赣榆金山镇南一公里的徐阜村，也称是徐福故里。连云港市徐恺，称其是徐福第五十六世孙，有《徐家宗谱》和《连云港市地方志》为证。

以上三种说法史学界争论颇多，因为都没有墓葬或原文确凿的证据，直至今日争论不止，但不妨碍人们纪念、研究徐福活动的开展。

求仙东渡

徐福生于战国末期的齐国，深受阴阳家、道家思想影响，使其成为战国至秦朝节点时期方士集团的杰出代表；其长期活动于东莱地区（今山东半岛），深受沿海神仙文化的熏陶，使其成为这一地区神仙文化的灵魂人物。在千古一帝秦始皇渴求仙人、仙药长生不老的浩荡东巡之中，演绎出惊天动地入海求仙无果、东渡日本的历史壮举。

阴阳家、道家思想影响。战国时期，齐国建立稷下学宫，一时间各方学士云集于此，呈百家争鸣之态。徐福积极吸收各家学说，其中邹衍等人的阴阳五行学说和道家的神仙思想对其影响较大，成为其进行方士活动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概括为两大内容：一是五德始终论，以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二是大九州学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大九州学说明确指出中国之外，在大海怀抱中有个更大的世界。邹衍的论述渺渺茫茫，幽深玄妙，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特别是他的大九州学说倡导走出海外求仙，为徐福的方士活动提供了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阴阳五行学说对秦始皇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徐福和秦始皇求仙共同的思想来源，因此才会有徐福主动上书秦始皇，而秦始皇爽快地同意徐福率童男女出海求仙。

神仙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道家代表作《庄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涉及神仙思想，描述了许多神人、至人、真人等神仙一样的人物。《逍遥游》篇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提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道家提出了以“精气”为“道”的学说，“精气”是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源，也是人的生命的根本要素，因此主张修养内心和修炼“精气”，以求延年益寿，修炼“精气”成功的人称为得道的“真人”。《庄子》中多处谈到了辟谷、行气、乘云、御风、导引、守一、坐忘等各种养形、养神之术。方士们大力鼓吹和宣扬道家的神仙思想，同时继承和发展了讲求修炼“精气”的道家方技，并不断夸大其作用，认为由此可以实现长生不老。

神仙思想对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君主帝王的强烈兴趣。“三神山”的传说为人们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走向海外，寻求长生不老的仙境、仙人、仙药，海外求仙说在东部沿海流传甚广。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先后派人寻找三神山，到秦始皇时入海求仙达到了一个高峰。正是由于徐福思想体系中的神仙思想，才使得他容易与秦始皇取得沟通，并一次次取得秦始皇的信任，最终实现了走出海外、开疆辟土的伟大功业。

东莱地区神仙文化熏陶。原始农业时代，齐地流行八神祭祀。“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做之”， 意为八神自古就有，或从齐太公以来才有。这“八神”是：天主、地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兵主，他们是齐地先民们由于生产、生活和生存的需要而尊奉的不同名目的神祇。八神中，天主是齐国的都城，地主是少昊之墟，兵主是战神蚩尤，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或存在过的人们崇拜的偶像。其余各神主，是当时人们依据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而创造出的。除四时主在古琅琊地区，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均在东莱地区。

其中，月主，祠之莱山。月主祠位于今龙口市黄城东南13公里，莱山庙周家村南1.5公里的莱山北麓，始建于周代齐国。莱山，即东莱山，是秦、汉时期中国八大名山之一。《史记·封禅书》记载：“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所常游，与神会。” 秦始皇东巡时曾两次登临东莱山祭祀月主。小小莱山，既不高大也不险峻，之所以列为八大名山之一，与东莱地区源远流长的神仙文化密不可分。

春秋战国时期，东莱地区盛行方仙道文化。方士专门研究求神仙、炼丹药以及禁咒祈禳之术,宣传人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自由遨游于人世之外，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仙人，能“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所谓“形解销化”，就是解脱尸体，放出灵魂之意。成仙最初就是指灵魂升天。

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传说，是方仙道文化的主要内容。战国时，“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知，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是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以来屡次派人入海求仙山，但是三神山确是虚无缥缈，看到却登不上去。“秦汉时期的渤海，包括现在的渤海和黄海的北部，渤海中的三神山与海市联系，应多指今天的芝罘、福山、蓬莱、龙口以北的海面，因这一带海面是海市多发的地区”。三神山的传说描绘了一个美妙的、长生不老的神仙世界，而从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不断派人到海上寻找三神山的历史记载看，寻仙求药，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文化，在胶东半岛地区十分盛行，已经由民间进入到宫廷。徐福是沿海方士，自然受到了此风熏陶。其极力宣扬三神山上的长生不老药，同样也对秦始皇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

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仙。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灭六国后第二年，不顾政务繁忙，不嫌路途遥远，千里迢迢来到东莱地区，宣示皇权，彰显功德的同时，也希冀求得东莱神主和渤海神灵护佑。在东巡过程中，徐福以方士的身份向秦始皇上书言入海求仙之事，“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他的上书正符合了秦始皇盼望长生不老的心理，于是有了派徐福入海求仙之举。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第一次入海、求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这年秦始皇到东部沿海各郡县巡视。先是登上了邹峄山，树立石碑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又登上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刻立石碑，祭祀天神；然后礼祠梁父，祭祀大地。而后沿着渤海东行，经过黄县、腄县等地，穷成山、芝罘之巅，竖立石碑。最后到达琅琊，并在琅琊停留了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在琅琊，徐福借机向秦始皇上书，表示愿意为秦始皇寻找三神山和仙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齐人徐市（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福第一次上书，并没有提出过多条件，只是要求斋戒和童男童女。因为徐福比较了解秦始皇的性格，虽然秦始皇好大喜功、迷恋权势，对长生不老药有迫切的需要，但同时也刚愎自用、生性多疑，如果提太多要求，会引起秦始皇的怀疑，所以徐福只是要求了童男童女，因为这是在海外开疆立国、繁衍生息的必要条件。

“从徐福在琅琊见到秦始皇并提出要求等情况判断，徐福此次出海是从琅琊港一带起航。” 然而徐福第一次入海，并没有找到仙药。为了免遭秦始皇的责罚，徐福只得编造神仙传说，让秦始皇对他入海求仙深信不疑，于是他第二次上书秦始皇。《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若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这次，徐福明确告诉秦始皇长生不老仙药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力图用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来证明，之所以拿不到仙药是因为“礼薄”，只有给予更多的童男女、百工才能换回长生不老的仙药。秦始皇相信了徐福的话，同意了徐福的要求，为其提供了童男女三千人、百工及五谷。

徐福求仙无果东渡日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第二次入海、东渡日本，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

徐福筹备更大规模的入海活动，花费很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2（秦始皇三十五年），侯生、卢生诽谤秦始皇，后逃亡，秦始皇听后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招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这里的“巨万”，就是说徐福的入海活动耗费巨资了，同时也透露出了秦始皇对徐福等人一直求药不得的不满。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到东莱地区东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徐福深知其筹备多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仙山、仙人、仙药，秦始皇肯定对他已经有了不满之心。为了避免秦始皇对其的惩罚，在秦始皇巡视琅琊的时候，他又一次拜见了秦始皇。这次他解释“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的原因在于海上航行障碍很多：“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恰巧秦始皇当时的一个梦与徐福所言吻合，他梦见了自己与海神激战的情景，“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因此秦始皇又一次相信了徐福的话，不仅为徐福的船队配备了连弩和弓箭手，而且“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亲自“射杀一鱼”， 为徐福扫清寻找仙药的障碍。

徐福第二次入海，一般认为是从黄县东北部（即今蓬莱）沿海古港出发。此次，徐福准备得十分充分，不仅有童男童女，而且还有在海外长期生存需要的工匠、五谷以及武装力量弓箭手等，具备了在海外开疆辟土的条件。为了避免秦始皇的迫害，徐福的船队扬帆东渡后，最终“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开始了海外的创业。

徐福东渡所到之处，即其踪迹，西汉《史记》记载是“平原广泽”；到了西晋《三国志》就变成是“所在绝远”又能“至会稽货布”的东海海岛亶洲；南朝时期《后汉书》里干脆把徐福求仙药一事放在《东夷列传·倭传》中记载，隐约告诉人们徐福是到了日本；唐代人们认为徐福到了蓬莱，而“蓬莱”在唐代是日本的代称；到了五代时期，后周僧人义楚在《义楚六贴》中首次明确提出徐福东渡止住日本，他还指出富士山，即是蓬莱山。《义楚六贴》是义楚根据当时从日本来的僧人弘顺提供的资料加以整理而成，这是中国史籍最早明确指出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一部书；到北宋时期，徐福止住日本的说法就广泛流行开来；南宋被蒙古灭亡之后，东渡日本的僧人无学祖元还曾亲眼见到纪州熊野的徐福祠并且赋诗，“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直到清末，驻日外交官黄遵宪、黎庶昌、薛福成都曾参观过日本的徐福墓、徐福祠，并作诗记载了此事。

地位影响

徐福求仙无果，从筹划东渡到扬帆远航，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演化为灿烂的徐福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所具备的坚强意志与勇气、开创精神与智慧，推动了秦汉时期东莱地区经贸、科技等社会进步，促进了中日韩等东亚文化交流。

徐福文化特征。徐福文化现象具有深谋远虑、矢志不渝，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以德睦邻、广布和平等三大特征。

深谋远虑，矢志不渝。《史记》记载徐福东渡率领的人员有“数千童男女、五谷百工、弓弩手”。这种类似集团军似的大规模统一行动，如果没有深思熟虑的谋划，没有审时度势的运筹，没有周而有序的组织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所以，在筹划东渡中，徐福表现出了超凡的才能。据《史记》关于徐福的记载，明确指出徐福为出海所做的一系列精心准备工作：飘洋过海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如“大船、连弩、弓箭手”；发展生产解决衣食所必需的“五谷”“百工”；繁衍人口的“童男童女”，这些徐福都是以入海求仙、寻长生不老药为名，一步步得以实现的。

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在山东沿海一带居民的心目中，徐福不仅仅是一位求仙说道的方士，更是一名勇敢的海洋开拓者，他敢于把对海外仙山憧憬变成追索的行动，率领船队奔向大海，探求艰险的未知世界，并能在海外生根、开花、结果。徐福东渡开创了我国从大陆走向海洋，从中国走向世界之先例，其勇敢精神在中外历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以德睦邻，广布和平。从朝鲜半岛、日本流传的徐福传说和有关的遗迹来推断，徐福则是秉着以德睦邻、广布和平的原则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的。他们还把秦朝当时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朝鲜半岛，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徐福到达日本以后，教会当地人种植稻谷、栽桑养蚕、纺线织布、采药治病、锻打铁器等等，并学习当地的生活习惯、语言衣着，把自己融合成当地民族的一员。他们的作为促使日本民族从绳纹文化的长期缓慢发展中摆脱出来，迅速进入了使用金属和水稻种植的弥生文化时期。

徐福因此赢得了所到之处人民的爱戴，世世代代的日本人民把给他们祖先传播华夏文明的徐福当作“神”来祭祀。至今，在日本的新宫、佐贺和韩国的济州岛等地还有专门纪念徐福的节日，徐福遗迹得到日本、韩国有关地方政府很好的保护。

推动社会进步。以徐福为代表的方士寻仙活动和东渡日本，虽然没有寻到仙人和仙药，但是他这种寻仙活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却推动了秦汉时期东莱地区造船业、航海业、海外贸易、科技的发展。

促进了造船业、航海业发展。以徐福东渡为代表的东莱地区大规模寻仙活动，带来了对大规模造船业及先进航海技术的需求，客观上推动了山东半岛地区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

促进了山东的海外贸易。随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上山东半岛发达的航海业、丝织业、陶瓷业、盐业等为海上贸易准备了充足的货源，秦汉时期，山东半岛的对外贸易活动十分活跃。

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徐福东渡的寻仙探险活动激发了更多人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用来求仙问药的一些方术，如预测术、天象知识，也催生出了真正的科技文化的诞生。东莱地区涌现出来一批有影响的文化、科技人才，如经学鼻祖费直、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徐岳、刘宠等，他们的成就与东莱地区繁盛的方仙道文化离不开。

促进对外交流。徐福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先驱人物，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和中日韩友好交往的开拓者。徐福东渡是中国航海史和中外交往史上的伟大壮举，它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扩大了中国在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及附近地区的影响，促进了中、日、韩文化交流，对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徐福东渡把秦朝文明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由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飞跃；开创了中、日、韩友好交往之源，徐福成为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的化身；是中国古代海外开发历史上的里程碑，开创了世界航海史的先河；弘扬了中华民族的勇敢进取精神，徐福文化更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2020年7月，徐福被评为“烟台市十大历史名人”之二（按历史年代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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