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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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合肥晚报》上好几个“致同学.师生情”选登的征文，我也就想念在我读书的日子里，给我关怀帮助的老师同学们。因为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父亲1937年参加共产党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母亲一直跟着父亲参加游击队。因我父亲当时是桥西游击队中队长，我的大姐8岁时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小姐3岁就送给我家姨娘抚养。我出生在无为县一个山庙里，据讲当时游击队的同志们都叫我“小和尚”。

1947年阴历正月初七，由于叛徒出卖，我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面对反动派的严刑逼供，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最后壮烈牺牲。我母亲早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几次被敌人捕去坐牢，受尽了酷刑，几次想自尽，但敌人早就收走了她的裤带，并把她睡觉的稻草也割成很短，我母亲身体被反动派打坏了，解放后我母亲任乡妇女主任，1953年病故，终年37岁。

母亲去世我基本上是一个人生活，家里有几亩田都是本村哥兄、叔伯给我家帮大忙，我是1951年上学，当时回家也很穷，我只能在家劳动三天，上学三天。农忙了，就长期不能上学，上学时我也很用心，当时我的班主任徐经雄老师，他向我：“你怎么经常几天不来上学，又不做作业。”我只好说：“我家无人要做农活，我在放牛时，趁牛吃草的时候，用树枝在地上把作业完成了。”在了解我实际情况后，徐老师给我送来了笔、墨、纸等学习用品，从此我基本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遇到农忙时，我还是不能到校上学，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1957年。1959年我考上了圣桥中学，户口转入学校，评上了丙级助学金，每月能领取5.9元，但还是不够伙食费。说来也巧，学校盖新房，我打算着把家里屋顶上的瓦卖给学校抵伙食费，学校也基本同意。怎么把瓦运输到学校，又是个大难题，正当我发愁时，管生产的班委知道了，就把情况反映给班长，找了班里几个有力气的同学，来回20多里路帮我挑瓦，而且是在忍着饥饿的情况下干活。直到现在我心里非常感谢他们。

1962年春，我初三毕业了，实在没法在学校继续学习，虽然有口饭吃，但没衣服穿。同学们看到我破烂的被子调侃道：宣统的父亲——光絮。学校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正好农村搞土地承包，我就承包了八亩田，在家干了三年，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64年我再次回到圣桥中学继续学业。我被分在三（1）班，班主任曹保华是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也是一名党员。

曹老师发现开学都两个星期了，我还没到学校来，很不高兴，当他得知我家庭情况后很同情。第一学期我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又帮学校干些盖房、种菜的事情，他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学习，定能考上大学。后来他跟学校商量：每月给补助金七元（伙食费），另外还给30多斤粮票。毕业考试，我只报了芜湖电机制造学校，曹老师还问我，你的成绩很好，为什么不上高中考个大学呢？我说：“我年龄不小了，家庭也没有，希望早点参加工作。”曹老师后来还请校长打报告给教育局，如果我考不上，就把我留在学校当职工。中考结束后，我一直在学校住，后来通知书到了，学校就我一人考上芜湖机电制造学校。曹老师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家里还有三间破草房，卖都无人要。不行我就是走，也要去报到，到芜再打小工，挣几个钱养活自己还行吧。曹老师当时就联系我老家公社书记，公社决定补助我五元钱。他还联系了区教育局干事，他正好是我小学时候的班主任徐经雄，徐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说：“没有这方面补助的先例，我给他5元钱。”

离开学校那天徐经雄老师给了10元，曹保华老师给了5元，公社5元，学校5元。第二天我就要去芜湖上学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还要乘火车坐轮船。人家都有父母兄弟送，我也无人送，当晚我一夜睡不着，如果不是我的同学老师这样待我，我可能真的要走到芜湖了。我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哪知曹老师起得更早，叫我到他家吃早饭，又送我四、五里路，我一再叫他回去，他才停住了送行的脚步，当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他，他还站在高处看我往前走……。

□高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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