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来仪自海西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通高14.8厘米 腹径11厘米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白陶诞马高46.5长54厘米1972年陕西省礼泉县张士贵墓出土现均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刘芃文/图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为盛酒器，其造型采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壶的形状。壶身为扁圆形，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莲瓣式壶盖，盖顶铆有一银环，环内套接一条长长的银链与弓状提梁相连。壶腹两面以模压的方法分别捶击出两匹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舞马肌肉结实匀称，长鬃覆颈、长尾舞摆，颈上系彩带流苏，结飘于颈后。后腿曲坐、前腿站立，全身呈蹲踞姿态，张口衔着一只酒杯。由于是锤凸成像，马的形象凸起于银白的壶体表面，具有一定的立体感，显得十分华美。银壶通体经抛光处理，银光铮亮，舞马及壶盖、提梁等均鎏金，色彩上黄白辉映、富丽堂皇，充分展示了大唐文化的辉煌灿烂。

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备受重视，从传说中穆天子的神奇坐骑“八骏”到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寻找的“汗血马”，再到唐太宗在昭陵前镌刻的“六骏”，古代人们对优良马匹的渴求可见一斑。据文献记载，唐代贞观初年，因战乱导致朝廷仅征得马匹三千多，遂大力发展养马并引进各种良马。仅仅过了四十年，到唐高宗麟德年间，朝廷便已拥有各种马七十万六千匹。在众多马匹里，唐代人特别喜爱“胡马”，特别是来自突厥或与突厥有血缘关系地区的“胡马”。文献记载，“突厥马”具有“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等特性，而另一种来自康居国的“康国马”，据记载系“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对于这些优良的“胡马”，唐朝政府都广泛引进，精心养驯。因此，入唐的“胡马”优良品种达八十个以上，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胡马”尤为唐代皇家所钟爱，宫廷往往从中挑选出最为优良的马匹送进皇家的“飞龙”、“翔麟”、“凤苑”等马厩中驯养调教，以便在节日及招待外国使臣的宴会进行表演。《资治通鉴考异》记载：“中宗宴吐蕃来使，殿中奏蹀马之戏，皆无色彩丝金枝其装于鞍上，加饰麟头凤翼，乐作，马皆随之，宛转中律，于作乐者饮酒，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因而使者大惊。”蹀马即指舞马。宫廷舞马活动在玄宗时期达到极盛。开元、天宝时期每逢节日，如正月十五“中元节”、八月五日“千秋节”等，唐玄宗都要在兴庆宫的勤政楼前举行盛大宴会，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参加的还有外国使臣及少数民族首领。这时就要举行大型舞马表演。王建《楼前》诗：“天宝年间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飞龙老马曾教舞，闻著音声总举头。”飞龙即指皇家马厩“飞龙厩”。唐代著名宰相、诗人张说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生动描述了舞马献寿的情景“……圣王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蹈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为我们生动再现了早已失传的唐代宫廷中“舞马”曲终衔杯祝寿的场景，同时也证实了史书记载的准确、可靠。

白陶诞马是这种爱马风潮的另一种表现。张士贵是太宗时的一员战将，诞马在其墓中共出土四匹，符合《新唐书·仪卫志》中“二品，信幡四，诞马四”的丧葬等级规定。但是，它在时间上较玄宗驯养舞马的记载以及何家村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的时代都早，表明早在唐初即有舞马驯养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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