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藏客印度客

印度客在旅途中用过的打火镰

印度客用的象牙名章盒

1925年，保安族商队初次进藏，然后再到印度经商。从此以后，到印度做生意的保安族人逐年增加，形成了一支经商马队，人数前后累计约有500多人次。

保安族商队有个讲究，“备好一马三件子，可以走南闯北”，即一匹好马、一件好皮袄和一杆好抢。富裕的商队走西藏、走印度；本钱小的则走柴达木、宁夏、内蒙古和四川阿坝松潘等地做生意；其中甘河滩村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商人如马穆罕麦、马明贤等人，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与藏区、印度之间做生意。自1925年至1959年，每年有保安族商队往来于内地与西藏或印度之间。这其中就有“保安三庄”的马撇生白、马尕代、马穆罕麦、马撒力、马克勒穆、马如彪、马艾吉忍、马忠等人。

由于保安族商队交易地点主要是西藏、松潘和印度，因此，商队成员也被称为“藏客”“松潘客”“印度客”。

当时商队的交通工具只有马匹，往返十分艰辛。出发前，商队成员约定一个地点集中，统一出发。每个人要赶上20匹左右的骡马，驮上食物。每4至5人带一顶帐篷，也有十余人带一顶帐篷的。每年4月开始离家，8月到达西藏。

到西藏后把骡马卖掉，把银子和银元换成印币，然后骑马过喜玛拉雅山，艰难行走20多天后，到达边境的嘎伦堡，再坐汽车到火车站，换乘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印度当地买上水獭皮、珊瑚、药材、铝制品、麻制品及琥珀制作的手镯和怀表、颜料等货物，于同年腊月返回西藏，把部分货物在西藏售出，又在西藏买些氆氇、牦牛等，路经青海藏区时出售一部分货物。因路途遥远，加之牲畜走得又慢，第二年11月才能回家。回家后把牦牛和剩余货物在当地一带出售完。

保安族藏客与当时的青海国民党当局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利益关系。商队经过青海时，要按所赶骡马的多少给官方一定数目的税钱。为防备路途土匪抢劫，商队中的每个人都配有一支从青海官方买来的好枪，有时甚至同

青海官方商队一同走。由于保安商队凝聚力强，具有团结协作精神，个个能吃苦，机智勇敢，会做生意，当时的青海国民党当局有时让他们代理印度生意。1942年，青海官方把3000多头牦牛、驮羊毛的驮牛队及价值8万多银元的货物，交于保安族藏客无偿运到西藏交给地方官方商队经理。时任青海官方负责人还会见过商队代表马六十五等，想聘请几位商队代表当副经理。但他们厌恶青海官僚的霸道而婉言谢绝，连夜回家。

1936年，时任第五区（河州）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的马铭骥被调回到青海，聘任为政府顾问，并任九世班禅的藏语翻译，被西藏方面任命为驻西宁的“干布”。1939年7月马铭骥的商队由西宁起身，与去西藏的高僧们同行。大家互相帮助，旅行愉快。每走一站在当地寺院休息，马铭骥和甘河滩村保安族印度客们抓住这次机会，在各站口与寺院和头人结交了朋友，为以后的印度之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年中，甘河滩村保安人中有一批人在其它国家经商，其中马明贤于1940年前往日本经商，出售从国内带去的商品，返回时从日本带回珊瑚在藏区销售。马忠于1959年从西藏经印度到沙特经商定居。他们通过与外地人进行商贸活动，带来外面世界的信息，同时开阔了视野，不仅增加了保安族人民的经济收入，也为保安族后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促进保安族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内地和蒙藏区的物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在走西藏、印度的保安族商人中产生了实力雄厚的五大家族，分别为马穆罕麦家族、马铭骥家族、马铭贤家族、马尕代家族、马忠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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