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欲望叙事到灵魂叙事 ■ 刘振

汶川地震发生11年之后，作家阿来推出以地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作品没有停留于纪实性的事件和符号化的创伤，而是通过一个藏族祭师的经历，为人们在废墟之上重建精神家园。有评论家称，“《云中记》不仅仅是地震死难者的安魂曲，更是阿来为古老文明书写的挽歌”。

对一个民族灾难记忆的书写，是文学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份责任是如此沉重，倘若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去承担，文学可能会陷于无言。事实上，文学的确在很长时间内无言——因为面对巨大灾难时，文字是无力的；因为即时性报道足够多，承担了情感宣泄与动员号令的功能；因为文艺创作的太早介入，有消费苦难之嫌。但是，文学可以迟到，却不能缺席。当时间线拉长，当初伤痛的记忆逐渐平复，文学就有出场的必要——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忘记的，总有一些情感是需要升华的。也只有当创作者与灾难拉开了足够的时空距离，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呈现更深层次的精神救赎与文化反思。

文学对灾难的书写需要时间的梳理与沉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有了足够长的时间就能促成文学的诞生，归根到底，它需要的是思想的力量。天崩地裂的灾难，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人之生存的根基，物质上的重建尚且容易，精神上的重建何其艰难！它涉及了生死、灵魂、救赎、宽容、博爱等等最根本的、形而上的东西，这些“重”的东西在世俗眼中也许是虚无飘渺、没有实际用途的，但倘若没有这些“重”的东西支撑，人的精神终将归于虚无。而文学的价值正在于此，痛定思痛之后，将这些“重”的东西搬出来，重新打造人的精神根基。这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写作，如果一个作家不具备悲悯的情怀与深刻的思想，创作的过程很可能会被题材压倒。这也证明少部分作家有意识地从欲望叙事中突围出来，向灵魂叙事的“高峰”进发，承担起文学应有的责任。

毋庸讳言，很长时间以来，私人经验的泛滥，使小说叙事日益琐碎化、世俗化；消费文化的影响，使小说热衷于讲述欲望、功利的故事。有些作家一提起笔来，就陷于一己之私，陷于世俗纷争，陷于身体经验，根本无法在作品中展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心灵。评论家谢有顺曾说，“当代作家笔下很少看到有关重大问题的追索和讨论，许多人的写作只是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表层抚摩，他们普遍缺乏和现实与存在进行深入讨论的能力，这可能是当代文学最严重的危机”。如果这个说法是客观的，不能不让作家们深思。所谓欲望叙事，也是一种现实，但只是低层次的，很容易被其它形式取代的现实。文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的精神性，如果文学不知不觉从精神领域退场，成为世俗的附和者、欲望的代言人，那么这已经不仅是文学的危机，而是人本身的危机。

所幸仍然有像阿来这样的作家，扛起精神的大旗，书写值得尊敬的中国故事。或许，对于那些潮流化、轻浅的写作不必过于苛刻，那也是现实的一种需要，但作家应有更高的追求——那些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那些追问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与文明困境的写作，那些写出温暖的、可珍重的人世的写作，才是真正有价值、值得尊敬的。也惟有如此，文学才能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以此立于当世、传之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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